减税能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基于西部大开发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提高其经济效率,是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而减税政策是重中之重.文章以西部大开发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减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政策能够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名义税率每下降1%,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0.38%-0.75%.减税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存在间接效应.直接效应表现为减税有利于存续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间接效应则表现为减税可以刺激更多的创业活动,而新进入企业比存续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异质性检验表明,小企业比大企业对于减税政策更加敏感,而且减税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先增加后减小,存在长期收敛效应.文章为我国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生产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今后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政府扶持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政府采购的经验证据

政府采购作为政府在需求端的市场化扶持手段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能够同时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区分订单特征发现,仅异地政府采购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上述作用在产品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企业、处于政府审计监督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法治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如何通过政府扶持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对如何积极开展政企互动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吗?

具有国资背景的机构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考察持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该影响在代理冲突更严重和所处信息环境更不透明的公司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是持股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果越好;细分国有机构投资者类型后发现,致力于长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的证金公司和汇金公司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但没有发现“救市”基金和外管局旗下的投资平台对企业投资效率有提升作用。研究结论从企业投资效率视角为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微观企业日常经营中发挥的治理作用提供了新颖的经验证据,对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吗?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入新常态和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复杂背景下,探寻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极化及其作用机理,对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利用匹配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极化效应.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增加了母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但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对高技术和低技术企业的就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中等技术企业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即存在"两端高、中间低"的就业极化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1)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2)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母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趋势;(3)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剧了劳动力的低技术"极化"趋势.上述研究为实现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与就业优先战略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环境保护费改税能抑制企业金融化吗——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保护费改税标志着由政府主导的排污费制度转向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环境税制度,那么这个改变能否抑制企业金融化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并以2015—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当市场制度较好和媒体监督较强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的中间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机制在于环境保护费改税使企业提高了环保投资和研发投资。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投资——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DID模型考察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标志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水平,这一结论在大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和管理效率提高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企业投资水平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进一步分析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显著促进了企业权益类投资和信息化投资;同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度,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     

收费公路特许经营提高了运营效率吗？——基于双轨制运营模式的准自然实验

在高质量发展与交通强国建设背景下,政府鼓励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基础设施供给以期改善供给质量和效率。以监测收费公路特许经营实施效果并揭示特许经营作用边界为目的,基于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收费公路实行特许经营与政府收费双轨制运营模式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多元调节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全国平均来看收费公路实施特许经营显著改善了运营效率;然而,分区域检验发现特许经营仅在东部地区有效而在中西部并没有明显的效果。重要原因在于特许经营对运营效率的影响受制度环境的正向调节,只有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特许经营实施才能发挥其效率优势,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运营模式的转变对效率难以产生积极作用。研究表明,特许经营模式本身并不一定能够降本增效,中西部地方政府应该从法律法规、行业管制及市场主体等方面不断完善特许经营制度的实施环境,为特许经营有效实施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竞争政策与企业投资——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宪法"。作为竞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反垄断法》可以矫正市场失灵,维护良好市场竞争秩序。竞争环境的改善将会进一步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抑制非理性投资。基于2004—2017年的数据,本文发现《反垄断法》的实施降低了各地区的行政垄断程度;同时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规模,尤其是低效率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反垄断法》还促进了地区间产业结构调整,降低了产业同质化水平。研究表明,竞争政策通过改善竞争环境,矫正市场机制也可以实现"去产能"。本研究检验了《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为进一步立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还丰富了如何解决制度性产能过剩的研究,从微观企业的角度为我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薪酬管制会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偏好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2015年“限薪令”总体提升了国企实业投资水平,抑制了金融投资倾向,且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从具体投资类型看,实业投资的扩大主要以创新投资带动,对金融投资的抑制主要来自短期金融投资减少;影响机制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通过激发高管长期动机,增强高管努力程度来影响国企投资偏好,而股权激励会对薪酬管制下的国企“脱虚向实”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对竞争型国企的投资偏好影响显著,而对垄断型国企没有影响;三次薪酬管制对比分析得出,2009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没有影响,2012年“八项规定”和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存在同方向影响,但影响效果前者只有后者的一半。本文的研究为当前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和国企“脱虚向实”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分权增加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吗?——来自中国“省直管县”的自然实验

经典分权理论认为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与本地居民偏好更加匹配,促进了社会福利。基于“省直管县”自然实验的研究发现：深化分权改革并给予基层政府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将显著提高基础建设支出比重,降低教育等民生性服务支出占比。分权引致的“重基建、轻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支出倾向在贫困地区更为明显;“省直管县”分权的空间配置效应逐步递减。建立公共服务投入的最低标准并完善问责机制及相关制度是必要的。     

互联网能带来企业效率提升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证据

文章运用2001-2009年的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互联网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仅促进在小城市、农村地区的企业效率提升.此外,开发区与互联网对企业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替代效应;变换企业效率算法,结果也依然稳健.研究表明,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对实现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具有十分重大的...     

环境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吗?

劳动力资本在微观企业竞争力塑造与宏观经济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2007—2017年我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本文对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之间关系展开了探讨。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且代理问题与管理者能力是环境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主要路径。进一步检验发现,行业竞争地位较低、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受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更为明显;相较于加剧劳动投资过度,环境不确定性抑制劳动投资不足的效应更为显著;而在不同的劳动密集度下,环境不确定性影响劳动投资效率的效果并无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可以为增强企业应对环境波动能力、提高劳动投资效率、优化要素市场配置体制机制等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卖空威胁能提升企业创新吗？——基于融券交易的准自然实验

卖空威胁作为资本市场的压力,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7-2018年国内上市公司数据,依托融券制度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卖空威胁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检验高管团队职能经验异质性和行业市场竞争环境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卖空威胁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卖空威胁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高管团队职能经验异质性会强化卖空威胁与企业创新的正向关系,而行业竞争性则会弱化上述关系;卖空威胁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不仅包括公司治理机制,还包括信息机制。此外还发现了卖空威胁对提升成熟期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更为明显。本文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前因性研究体系,更为企业在卖空威胁下的创新决策提供重要的借鉴。     

关联担保风险管控促进企业创新了吗?——基于担保圈法规的准自然实验

关联担保是金融市场的一种重要信用机制,有助于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和投资水平,但也会给担保企业带来债务风险,限制其创新和发展。通过关联担保风险管控对担保行为加以规范,是趋利避害、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途径。文章依据“法与金融”的理论脉络,以《关于加强企业担保圈贷款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的通知》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关联担保风险管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关联担保风险管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该促进效应主要体现为除外观设计型专利外的各类专利申请量的增加;（2）关联担保风险管控能够通过规避债务违约风险、降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防止管理层短视和推动企业联盟合作四个渠道促进企业创新;（3）关联担保风险管控能克服大股东代理成本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内部治理缺陷,从而激励企业创新;（4）担保圈法规的创新激励效应离不开司法保护,且在保险市场发展较好时,该法规更能提高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文章为统筹金融风险防范和高水平企业创新、保障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3~2011年)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运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资产利润率的影响,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利润率,无论企业投资于单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基于企业投资动因的分类检验发现,OFDI行为显著降低了商贸服务类和当地生产类OFDI企业的利润率,而对技术研发类和资源开发类OFDI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不显著。此外,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利润率,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滞后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在投资后的3年和5年仍然显著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