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支持感对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的影响——以组织认同和成员满意度为中介变量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组织认同和成员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构建组织支持感影响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的关系模型,并利用来自225个合作社成员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组织支持感、组织认同、成员满意度与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对成员满意度和组织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的负向影响显著;成员满意度和组织认同对组织支持感影响成员退出意愿具有中介作用;组织认同对成员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成员退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成员满意度对成员退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归属感、忠诚度和认知度显著正向影响成员的组织认同;服务满意度对成员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关系满意度和民主满意度。应从组织支持感、组织认同和成员满意度等诸多因素入手,多途径降低合作社成员退出意愿。     

社会资本异质性能影响农村金融深度吗——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半参数估计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户社会资本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数量的总体影响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作用机理也存在重要差异.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半参数估计方法,结合中国9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社会资本异质性对农村金融深度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政治型、组织型和金融型社会资本均能通过信息甄别和监督约束提升农村金融深度,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对农村金融深度提升没有显著影响;政治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限制农户违约行为提高农村金融深度,而组织型和金融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甄别农户的风险偏好提升农村金融深度.因此,通过金融联结提高政治型、组织型和金融型社会资本的参与,能够有助于农村金融的深度发展.     

合作社在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合作社作为弱者的组织,源于个体劳动者经济联合的需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于我国广大的农村来说,合作社是小农家庭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是农业产业组织的主体;是农村参与发展模式的组织载体;是农村治理结构改革的组织基础;是提高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途径;是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     

合作社的法律性质和地位研究

合作社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对合作社的性质和法律地位界定不明晰,造成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被边缘化,合作社自身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本文力图对合作社的法律性质和地位进行探讨,主张赋予合作社独立法人地位,并制定合作社法,以期对促进合作社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有所裨益.     

家族企业信任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家族企业就是指资本或股份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手中,家族成员出任企业的主要领导职务的企业。本文从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型社会信任模式出发,探讨目前家族企业在社会信任上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对职业经理人和家族外部成员信任缺失的根源并提出较为可行的改善建议。     

非营利组织性质和绩效的研究进展

在企业性质得到理论解释后,非营利组织进入研究视野.对非营利组织性质的研究主要有三条主线:合同失灵、利他主义和员工合作社.然而,上述理论模型存在难以兼容的问题.合同失灵模型提出非营利组织的存在是对市场不完全的一种制度反应,可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利他主义模型和合作社模型则认为即使在不完全市场上,非营利组织也未必会提高社会福利.对非营利组织绩效的现有实证研究尚不能检验理论结果.更令人困扰的是,其自身结论相互冲突.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并改进实证研究,全面验证理论的预测结论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家族涉入调节下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理论分析,重点探讨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联合影响效应,以及这种联合效应是否强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个体效应。鉴于强大的控制联盟（即家族）的存在为组织环境中社会群体之间积极互惠影响创造了条件,还探讨了家族涉入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运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318份调研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共同对家族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且联合影响效应优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的单一效应;家族控制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代际参与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家族涉入调节下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理论分析,重点探讨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联合影响效应,以及这种联合效应是否强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个体效应。鉴于强大的控制联盟（即家族）的存在为组织环境中社会群体之间积极互惠影响创造了条件,还探讨了家族涉入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运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318份调研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共同对家族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且联合影响效应优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的单一效应;家族控制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代际参与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财政引导社会资本助力共同富裕——基于社会学意义的内涵分析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嵌入正式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出潜在的调节力量,使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得以拓展。具体来说,宏观层次中社会资本内化为制度资本,通过集体协商、国家号召力及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式助力共同富裕各项制度的形成及实施;中观层次中社会资本表现为组织资本,通过提高政府和组织的行为效率、维护保障组织权力和地位以及平衡区域发展来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体现为人际资本,包含参与、认同、地位、网络、信任、互惠规范等维度。但社会资本也存在着腐败与贿赂、阶级固化性、福利依赖性等阻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因素,需要财政发挥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行引导。为此,本文从将社会资本纳入政策制度考量、提供适合社会资本发展环境、引导社会参与社会资本建设等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视角的社会资本研究述评

经济学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现有研究忽视了对社会资本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兴起背景的考察,缺乏对相关文献系统和深入的梳理.虽然理论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类型尚未形成共识,但是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可:在宏观层面,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并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提高贫困地区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收益存在相关联系,此外可以通过降低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金融的发展.同时,社会资本也存在定义模糊和难以测度的理论困境,其非均衡分布还可能造成资源垄断和市场分割,而缺乏普遍性的信任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