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的福利变化*——基于成都市不同圈层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31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运用模糊评价方法,评价了成都市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圈层区域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结果发现：（1）农户福利水平在集中居住后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圈层之间,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第二圈层农户福利改善水平显著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第一圈层,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第三圈层农户福利水平则有所下降。（2）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社区活动和社会资源等功能,但恶化了农户家庭经济状况与居住环境。据此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是：结合圈层特点促进就业,改善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增强社区绿色治理能力,改善农民居住生态环境;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改善农民总体福利水平。     

农户产权抵押借贷行为对家庭福利的影响——来自陕西、宁夏1479户农户的微观数据

本文运用Tobit回归方程测算陕西、宁夏农村产权抵押试点地区农户产权抵押融资借贷行为对家庭福利的影响。研究显示,农户产权抵押借款对农户的家庭年收入、非农收入、生活消费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改善了农户家庭福利水平,其中对生活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借贷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影响不显著。研究还发现,土地经营规模、房屋价值、家庭经营类型对农户家庭收入及支出情况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模式发展,加大宣传力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扶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土地征收中农户福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省不同地区的农户问卷调查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从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状况、景观环境和心理状况5个维度构建失地农民福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比较分析江苏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土地征收前后农户福利水平的变化,并实证检验引起农户福利差异性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征地后农户福利水平有所提高,总模糊指数从0.375上升到0.421。但地区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苏州市和南通市样本农户福利水平均呈上升趋势,增幅分别为24.7%和9.5%;宿迁市农户福利水平则有所下降。2征地后农户福利水平的变异系数从0.224上升到0.439,个体间福利分化趋于严重。3征地补偿形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家庭非农就业率、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征地时间对农户福利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作用程度递减;征地面积占比、家庭人口抚养比重和劳动力平均年龄对农户福利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作用程度逐步减弱。切实提高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失地农民内部福利变化差异性,需从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多元化征地补偿方式、加强失地农民就业指导培训和完善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着力。     

农村土地征收对被征地农户福利的影响评价——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运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变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价办法评测农村土地征收前后湖南省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区域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变动,并实证分析影响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动的因素。结果表明: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有所改善,但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异系数增大,农户个体福利分化明显;土地征收补偿形式、区域发达程度、教育状况因素等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存在正向影响,征地面积比重、劳动力年龄等因素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存在负向影响,二者的作用程度呈递减态势。显著提升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减少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的差异性,需要从完善被征地农户的社会保障程度、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模式和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入手。     

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远亲”与“近邻”的视角

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的农户家庭收入流动较强,高收入阶层农户家庭稳固其地位的能力逐渐增强,其家庭收入固化趋势较为明显。流动效应是导致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结构效应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流动水平是缩小差异的最大贡献者。从家庭亲属亲密程度和近邻便利程度的视角来看,“远亲”不如“近邻”的现象在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上表现明显。家庭亲属性质、亲属关系层级分别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流动性存在较强的显著影响。而近邻就业机会越高,组织程度越强,地区区位优势越好,越有利于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提升。     

城镇化进程中推行农村集中居住的思考

在不断深入建设城镇化的进程中,实施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集约土地资源,改善农民居住状况,既满足了城市用地需求的同时又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对城乡一体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首先介绍农村集中居住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必要性,其次分析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有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最后对于农村集中居住的推进,针对政府提出一些建议.     

保障房建设的社会福利效应测度和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建立保障房社区居民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模糊评判方法对被保障对象的福利变化进行测度。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被保障对象总体福利水平有所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偏小。从功能指标看,除了居住条件、心理状况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之外,被保障对象的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就业条件和交通条件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为进一步提高这些家庭的福利水平,保障房应选址在市区就业机会多的地方,保障房的公共设施也需逐步完善。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微观福利为视角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和Logistic分析方法,从福利角度研究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宅基地功能、农户家庭属性特征、农户心理特征等的关系,探寻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当前农户流转宅基地的意愿比例为18.97％;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依次为户主受教育程度、庭院经营性收入、家庭归属感、宅基地区位条件和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非农收入比例的影响方向为正,其他因素的作用方向为负.基于此,提出了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相应对策:开展对宅基地福利水平的评估,给予流转农户足额福利补偿;建立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新安置点的选址与规划,使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得到提高.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农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粮食种植收入比重的增加通过减少家庭在其他高附加值产业的获利机会而减少农民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而提高农民收入,劳动力比重的提高也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与增加生产性资产相比,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该大力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非农收入的总量和比重;充分利用各地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积极推动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的发展;鼓励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的集聚;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和组织化,提高农业的市场化水平;加大对粮农的补贴力度,促进粮农增收。     

我国农户行为特殊性与最优社会保障规模

社会保障规模的设定目标在于使经济中个体的福利水平不受到风险冲击的影响。在中国当前经济环境下,农户经营和消费等决策行为的现实特殊性导致了标准最优社会保障规模理论的结论不再适用。为保障农户长期福利水平最大,当前我国农村小农经济地区需要比城市产业化经济更大规模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的逻辑在于农户自我经营性特征导致了农户对于风险厌恶的增加,并且生产经营预付资金使得从负向冲击中恢复的困难更大,同时借贷约束更加严重;而为人力资本储蓄动机使得从负向冲击中恢复所付出的成本更高。这些结果都导致增加社会保障规模能够极大地提高经济中个体的福利水平。     

农户兼业会影响粮食生产吗——基于江汉平原粮食主产区400户粮农的调查

基于江汉平原粮食主产区400户粮农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兼业户与纯农业户的比较分析,从粮农家庭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户兼业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在利用Oacaxa-Blinder模型对家庭特征及其他影响因素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分析后,结果表明:兼业户由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了优化配置,相比纯农业户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兼业户的家庭收入与粮食亩产水平都要高于纯农业户。因此,对江汉平原粮食主产区来说,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与农业规模经营的实现,须建立在纯农业户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与进城农民待遇得到根本改善的基础之上,任何人为地将农民家庭驱向城市,导致农民家庭"被市民化"的政策,以及盲目集中土地,粮食生产"被规模化"的行为,短期内既不利于粮农家庭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粮食安全。     

集体行动、风险分担与土地流转

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地权稳定性的不断强化并未扭转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增速持续下滑的颓势。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集体行动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并探讨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集体行动程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出决策,但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存在抑制作用。此外,集体行动对农户土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对处于成长期和稳定期的农户和转移就业的农户表现更加明显。具体的作用机制有两条：一是“集体行动—失地风险下降—土地转出增加”,二是“集体行动—土地质量损耗风险下降—土地转出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集体行动提高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时间交易成本,因而需要警惕集体行动在促进农村土地转出中可能存在的“搭便车”行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需要,不仅有利于扩大内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是促进国民经济平衡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的需要.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市民化是他们最大的利益诉求.河北省应从进一步降低和细化落户条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居住条件等方面入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土地流转示范中心浏阳市为例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已经成为解决土地闲置问题的有效方法,推动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村产业化发展。以浏阳市调查数据为支撑,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表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农户的性别、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均收入、就业机会、期望流转收益等是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重庆市137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调查分析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重庆地区137个自然村有外出务工家庭和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土地托管对资产收益扶贫的影响——基于湖南省H县的实证研究

土地托管推进了以土地与劳动为资产的收益模式发展,然而,其是否具有益贫性或者能够成为资产收益扶贫的方式有待探讨。以湖南省H县的农户为研究对象,探讨土地托管对于贫困户资产收益的影响,以及影响土地托管实现资产收益扶贫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土地托管有利于增加贫困户的资产收益;土地托管中,影响贫困户资产收益的因素主要有贫困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贫困户参与土地托管的时间、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贫困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因此,家庭劳动力的缺失、劳动力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缺失都制约着贫困家庭的资产收益增长。这就需要在土地托管过程中,为贫困户提供托管生产与服务费用补贴;通过"能力"扶贫增强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发展能力;通过"机会"扶贫增加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农户兼业会影响粮食生产吗?——基于江汉平原粮食主产区360户粮农的调查

基于江汉平原粮食主产区360户粮农的调查资料,运用Oacaxa-Blinder模型对兼业户与纯农业户进行比较,从粮农家庭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户兼业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兼业户由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了优化配置,相比纯农业户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兼业户的家庭收入与粮食亩产水平都要高于纯农业户。因此,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与农业规模经营的实现,须建立在纯农业户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的基础之上,任何人为地将农民家庭驱向城市,导致农民家庭"被市民化"的政策,以及盲目集中土地,粮食生产"被规模化"的行为,短期内既不利于粮农家庭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粮食生产。     

农户农地流转的福利经济效果分析——基于农户调查的分析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地资源的配置速率不断加快,农地流转也就成为新时期必须面对的现实.本研究基于对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329户农户调查数据,使用Tobit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的福利经济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农地流转提高了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均年消费,改善了家庭就业结构,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的福利水平.     

住房社会保障机制的发展研究

住房社会保障机制是针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解决居住困难、改善居住条件而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制度，是政府制定和实施住房政策的社会保障。现阶段我国住房政策的核心就是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但中低收入家庭对住宅市场的有效需求却严重不足。因此，建立和发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我国住房社会保障机制已成为深化往房制度改革中亟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保障性住房非产权化的选择、困境与多元化道路——基于居住福利的视角

居住福利既包括居住所需要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公共资源,又涉及与居住活动相关的经济因素、安全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目前,非产权保障性住房应当成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首选项目,但其建设和分配面临居住空间分异、保障效率低下、居住福利缺失和不利于城市功能提升的困局。政府在加大非产权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力度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功能,调动社会资源,增加非产权的、具有保障功能的房源供给,通过供给与分配的多元化选择,摆脱单一化所面临的困局,达到改善居住福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