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产业政策与制造业就业

在多措并举稳就业的基调背景下，探寻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紧要迫切。本文以中国各省五年规划政策文件提及的四位码重点产业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升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水平。渠道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通过“规模效应”“利润效应”和“效率效应”推动受支持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数量。除了对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扩张有正向影响，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信贷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非重点企业的就业水平提升。重点企业在金融危机后期也担起了“稳就业”职责，逆势投资以扩增劳动力需求。在宏观行业层面上，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行业间关联效应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产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新证据。     

产业政策偏好、社会责任属性与民营企业绩效

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的社会责任属性对民营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选择性产业政策使受鼓励产业中的民营企业较易获得银行信贷,但并未相应提升企业绩效,信贷率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U型”关系.民营企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承担了大量由产业政策传导的社会责任,造成了民营企业行为的扭曲.在制造业整体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本应选择退出市场的民营企业在产业政策支持下依然选择留在市场中,不仅降低了企业绩效,也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产业政策偏好于行政调控以及由政府选择产业内“优胜者”,激发了民营企业盲目超规模投资,不利于企业绩效和产能利用率的提高.规范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理顺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提升民营企业绩效.     

企业在信贷危机及经济衰退时期的R&D投资研究

本文将要讨论两种现象.第一种是当遭遇信贷危机时,很多企业在信贷约束的情况下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以进行创新活动和R&D投资;第二种是大量的实例和数据显示企业进行的R&D活动具有反周期性特点,也就是说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实施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增加自身竞争力并优化产业结构,很多企业往往会增加R&D投入.本文就将试图分析信贷危机将如何影响企业的R&D投入能力以及为何企业更倾向于在经济衰退时期进行R&D投入.本文还发现如果经济衰退是和信贷市场的崩溃相关联,企业的创新活动在金融约束的情况下并不会显示出反周期性.     

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持续影响效应研究——来自异质性企业出口生存率的证据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贸易调控政策,在一国政府应对国际贸易的大幅波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企业出口关系持续性作为研究切入点,结合高度细化的出口退税率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模型对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系统评估.研究表明:(1)总体而言,出口退税率的变动在短期和长期均对企业出口关系的稳定性产生了显著影响.(2)在短期内,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出口持续性的影响不因其所在区域和行业特征的差异而存在显著不同,但在所有制属性层面,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程度最大.(3)在长期内,来自东部地区、民营以及低技术行业的企业不仅受政策变动的作用时效更长,而且受政策调整的影响效果也更明显;而来自西部地区、三资以及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则对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反应敏感程度最低.因此,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需要结合出口信贷等政策加以综合运用,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信息不对称、企业特征与商业银行信贷配给

商业银行对企业的信贷支持近年来虽有很大提高,但信贷配给问题依然存在.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企业投资收益水平和收益波动幅度等特征对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假说,并利用经验研究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显示,银行的信贷支持会随着企业收益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利润波动幅度的增加而下降,企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的提升有利于增加银行信贷支持,上市的中小企业并没有受到信贷歧视.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新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大型项目众多,并购投资额占比大幅增加;行业集中结构发生急剧变化,政府企业投资先发后稳,私人企业投资后来居上,中国FDI向全美渗透的步伐加快。中国对美国FDI大幅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资产价格下降和交易机会;中国政府的鼓励政策及国有企业的率先"走出去";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导致绕过壁垒投资的大幅增加;中国国内市场竞争与转型升级压力;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快速提升等。     

创业企业如何有效进行要素资源分配

依托创业管理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构建了一个跨层次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运用2010-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通过Mplus软件检验了投资挤占、资源冗余、行业周期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创业企业投资挤占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绩效,而资源冗余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按流动性进一步分析资源冗余发现,投资挤占会造成低流动资源冗余的增加和高流动资源冗余的减少进而负向影响创业企业绩效。最后,对于周期性行业中的创业企业,行业周期性会加剧企业投资挤占与低流动资源冗余的正向关系,同时又会减弱投资挤占与高流动资源冗余之间的负向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创业企业如何有效进行要素资源分配——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一个跨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依托创业管理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构建了一个跨层次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运用2010-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通过Mplus软件检验了投资挤占、资源冗余、行业周期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创业企业投资挤占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绩效,而资源冗余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按流动性进一步分析资源冗余发现,投资挤占会造成低流动资源冗余的增加和高流动资源冗余的减少进而负向影响创业企业绩效。最后,对于周期性行业中的创业企业,行业周期性会加剧企业投资挤占与低流动资源冗余的正向关系,同时又会减弱投资挤占与高流动资源冗余之间的负向关系。     

西方国家促进就业的做法及启示

一、制定就业密集型工作计划 经验表明,无论经济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如何,对就业产生的消极影响都可以通过及时和规划良好的公共或非政府就业投资计划得到缓解。在1998年曼谷召开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社会影响”高层会议上,直接创造就业计划被称为“受危机影响的绝大多数国家惟一现实的安全网”。对于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严重,人口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