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不良资产

文章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形成机制.基于2009-2018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结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非效率投资测度指标,构建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动态模型,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影响及其通过非效率投资途径对不良资产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投资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从投资效率角度切入,研究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的拉大,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作用机制表明,非效率投资在两者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区分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后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主要通过投资过度路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异质性发现,在较大规模董事会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研究结论为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     

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度量: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

国内学者经常在理论上和实证上探讨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问题,但投资效率对于微观企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则并不明确。通过追溯公司财务学的Fisher-MM传统,本文认为公司财务学所理解的企业投资行为其实等价于经济学中的生产行为,从而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等价于生产效率或生产率。据此,本文将投资效率划分为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前者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后者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度量。基于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投资的动态效率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率、技术进步变化率、规模效应变化率和资本配置效率变化率。     

企业数字化、环境不确定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的经济效应有其一般内在规律和鲜明时代特征,企业数字化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取得实效,还会受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年报文本中特征关键词的TF-IDF权重值刻画企业数字化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制,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以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管理能力为内核的企业数字化与TFP呈倒U型关系,且在当前主要表现为生产率提升作用;该倒U型关系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下更加明显,随着时间推移(滞后1年),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在宏观层面会变弱,在微观层面会增强;管理者短视主义、行业竞争强度和区域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水平对数字化的生产率效应存在一定异质影响,企业数字化在环境不确定性的正向调节下有收敛趋同的可能。以上研究结论为探究企业数字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对于引导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组织管理变革,以及应对不确定性冲击、消弥“数字鸿沟”,具有实践及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实体经济投资效率

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交易成本效应、内部融资效应、科技创新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与区域异质性,在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优化内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有效调控作用、打造差异化实体经济价值投资机制的对策建议。     

经营杠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结合我国供给侧改革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探讨企业杠杆风险的重要来源——经营杠杆是否及如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经营杠杆的增加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拓展性研究表明：(1)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是经营杠杆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2)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仅在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和调整成本时显著,表明企业自身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及调整成本水平,是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经营杠杆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落实结构化去杠杆,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SG表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ESG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文章以2009-2020年3549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ESG表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基于地区和行业竞争视角结果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处于高竞争行业的企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降低非效率投资行为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也不断增多。首先介绍了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然后介绍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之后说明其在国内外的研究历史及现状。最后作总结及未来研究展望。     

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基于市场化程度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应重视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企业发展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房地产投资

中国房地产市场向来被称为"政策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受到经济政策的显著影响。理论上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并非等同于政策风险的增加,其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并不确定。基于边界协整检验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产出、利率和房价的影响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和住宅投资,但出人意料的是,其对房地产投资的长期影响是正面的。在短期内,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会对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有负面影响。进一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内生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198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实证检验了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对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且二者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在对外经济开放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区域市场整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较低,而在内陆地区则恰好相反。本文为理解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提升地区技术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复杂度与企业创新行为

构建包含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区域经济复杂度和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宏观-区域-企业”的实证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复杂度为视角，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激励综合效应，同时，区域经济复杂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行为，而且能够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即抑制负向作用而强化正向作用。考虑内生性，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检验稳健性以保证研究结论可靠，并且，研究企业特征发现，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存在差异。     

经济发展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悖论

因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引进技术的后发优势,而技术设备的引进表现在资本存量的增加上,而不是表现在研发的增加上,所以当发展中国家采用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核算公式时会低估发展中国家的TFP增长率,这就是经济发展中的TFP悖论。本文发展了一个正式模型来调和这一悖论,模型分析表明,传统方法的低估会随着发展中国家用于引进技术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大,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的增加而增大。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渠道检验中,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产可逆性与固定资产投资

本文利用2012年139部门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测算行业资产可逆性,并依据证监会行业分类匹配至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进而考察资产可逆性如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考虑到资产可逆性与项目投资失败时的清算价值正相关,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项目投资收益率波动的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07—2017年季度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所处行业的资产可逆性提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被弱化,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凸显。特别地,在控制经济周期特征、投资机会和抵押担保效应后,上述研究结论依旧成立。此外,考虑到模型内生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资产可逆性的度量方式、行业匹配度及模型设定形式等问题,系列稳健性测试均证实资产可逆性这一传导渠道的重要性。本文结论表明,资产处置成本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企业家模型的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家模型,以中国现实数据为基础,利用数值模拟深入考察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金融摩擦、劳动摩擦和其他财税政策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TFP效应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具有明显的倒U型影响,即存在TFP最大化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这源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影响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即自融资机制,对企业间要素配置的重要影响。信贷约束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影响显著(企业家面临的信贷约束越严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影响越大)。存贷利差的影响则较弱。减少劳动摩擦可增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较大的有效基础设施服务、企业间差异性和公共消费性支出也具有类似影响,利用消费税融资可更好地发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促进作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分析

基于200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相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规模扩大和资本配置效率改善,进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处于成长成熟期企业和未进行研发操纵企业中更显著。此外,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结论可以为高企认定政策效果评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我国完善选择性产业政策设计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