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溢出效应对中国上市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地理溢出效应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质量和投资决策相似度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地理溢出效应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但这种影响仅在过度投资的企业中有效;地理溢出效应会增加投资决策相似度,并且这种影响对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企业均能表现出显著的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对投资决策质量的影响方面,同地区不同行业溢出效应的作用更强,在对投资决策相似度的影响方面,同地区同行业与同地区不同行业两种溢出效应的作用相近。最后,不同地区特征下地理溢出效应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地理溢出效应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主要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不良资产

文章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形成机制.基于2009-2018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结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非效率投资测度指标,构建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动态模型,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影响及其通过非效率投资途径对不良资产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中国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为证据

文章以中国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2014-2018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计稳健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文章实证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重公司非效率性投资；会计稳健性在公司投资活动中具有治理作用，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然而会计稳健性对缓解公司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明显；会计稳健性是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一种谨慎反应，可以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公司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三重作用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来解释。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市场化水平、发展数字金融以及放松卖空管制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提高政策效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考虑配套上述政策措施。     

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逆全球化思潮下吸引外商投资政策再思考

逆全球化思潮下完善吸引外商投资政策,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1995—2017年中国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研究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并揭示其引致的外商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具有显著的吸引外商投资作用,且这一作用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受政策影响更为显著的是低技术行业,行业集中度对政策发挥吸引外商投资作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来看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TFP产生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对东部地区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高市场集中度、 中低技术行业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在位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对退出企业和进入企业TFP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从过度投资到产能过剩:理论与经验证据

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往往笼统地将二者视为一体。实际中,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分别指向企业投资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决策阶段,前者与需先行做出的长期投资决策有关,而后者则是后发的即期生产决策的结果。通过引入一个包含投资和生产两阶段的动态实物期权模型,尝试性地刻画从过度投资到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以及经济与政策这两种异质不确定性对这一形成机制的影响,进一步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与实证结果表明:(1)尽管产能过剩总是源自前期投资的过度扩张,但并不是所有的过度投资最终都会导致产能过剩;(2)不确定性是导致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但过度投资更多地源于政策不确定性,而产能过剩则主要源于经济不确定性;(3)不确定性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要强于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因此,对过度投资的治理应以政策不确定性为主,保持政策调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产能过剩的治理则应以经济不确定性为主,维护市场运行体系的稳定性。     

风险还是机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实物期权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理论揭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由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先进制造业中更显著；管理者过度自信可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相较国有制造企业，非国有制造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且管理者过度自信在非国有制造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制造业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寻求高质量发展机遇具有一定的启示。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当地企业的正常经营投资活动。本文研究这样的问题:地方官员的变更是否会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以及有哪些因素会加剧或减弱这种作用机制?本文以1999—2012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将显著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若新任官员与省级官员存在"老乡"关系时会降低这种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低时,企业风险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程度更大,但由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处于不同行业管制的企业以及产权不同的企业风险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风险方面的文献,同时有助于明晰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传导机制及其引起的经济后果。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实体经济投资效率

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交易成本效应、内部融资效应、科技创新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与区域异质性,在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优化内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有效调控作用、打造差异化实体经济价值投资机制的对策建议。     

儒家文化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虽然已经有诸多文献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鲜有文献直接考察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企业越不可能进行过度投资,儒家文化能够起到道德约束的作用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性质对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儒家文化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弱,国有企业的政治身份减弱了儒家文化在决策中的作用.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