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亚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研究

本文针对中国与东亚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自1976年东盟成立以来,中国经济比东亚经济的持续性更强,但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东亚经济波动,表明中国经济对东亚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东亚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东亚经济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远比中国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大。     

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因素分析

２０００年以来的若干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平稳增长时期。继１９９９年我国GDP增长率摸至近十年来的最低点７．１％之后,我国经济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以及世界经济整体形势好转的影响下开始回升。２０００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８个百分点,２００１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８．１％,并且这种势头有望继续保持。纵观１９８５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轨迹不难发现,我国GDP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比较明显,且波动幅度较大;而实践表明,经济波动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投资的波动,其波动同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同时,作为…     

服务业发展对地方经济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上海为例

通过采用1978～2009年上海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时间序列资料,用HP滤波法分析了服务业发展对上海地方经济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三次产业构成的上海国民经济总量中,服务业波动性最小但其相对波动性仍大于上海国民经济的增长波动。即虽然服务业相对于农业、工业对上海国民经济的稳定贡献大,但当前大力发展上海服务业仍是不利于地方经济稳定的。     

广西农村金融深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广西作为一个欠发达的西部农业大省,加快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增长刻不容缓。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业经济的核心,加快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对实现广西全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广西农村金融深化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农村金融深化能有效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文章根据广西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农业经济增长的农村金融支持对策,促进广西农业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假设与实证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加总时序和地区、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假设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总体上,在低波动时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正向不显著,但分不同工业行业性质下,竞争性行业在低波动期波动对增长有负影响,垄断性行业则有正影响。     

贵州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成因及对策

本文依据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理论,运用"阶梯周期法"、"离差分析法",并结合三次产业波动,投资、消费等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运行的整体特征和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波动强度降低,正逐渐从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但与全国相比,经济扩张能力和抗衰退能力相对较弱;三次产业中,第一、二产业对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相比全国,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较低;在投资、消费两因素中,投资增长的波动决定着贵州经济的波动。本文还对以上研究结论给出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差异性与协同性研究

文章基于HP滤波等多种周期项分解方法,对1960～2016年中国和美国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持续性等进行比较,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交叉相关系数检验研究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人均GDP波动幅度超过美国,持续性(时间序列相关)短于美国;中国经济收缩深度和扩张深度超过美国;中国分类经济指标的波动性从大到小排序为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平滑度低于美国。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有不断加强态势,居民消费是中美两国协同程度最高的分类经济指标。美国经济波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基于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过程显示,双边贸易是美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渠道; 1单位美国人均GDP正向波动在当期会对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产生1. 0041单位的正向冲击,对中国人均GDP造成0. 3635单位的正向冲击。在中国省区和美国州区,高收入地区的经济波动(波动持续时间和波动深度)低于低收入地区,收入水平与经济周期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省区之间的经济协同高于美国州区;中国省际经济与美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美国州际经济与中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中美两国高收入地区经济的外部相关性比较低,经济独立性高于中低收入地区。     

制约农业经济增长的金融因素分析

当前，农村金融作为支撑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助推作用，反而在许多方面阻碍着农业经济的增长，如不及时改革，将会动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使整个国民经济难以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转型期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农业经济发展的好坏也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发展效率。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农业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农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源。文章从转型期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措施。     

河南省农业财政投入产出的弹性分析:1978—2010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产出的增长与农业财政投入的增长关系密切。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关注农业财政投入产出的效率更加重要。利用1978—2010年的统计数据,在回顾河南省农业财政投入与产出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河南省农业财政投入与产出的弹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为提高农业投入的使用效率提供思路。     

中国西南地区农业经济综合评价研究——基于熵权TOPSIS法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提供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产业.以中国西南地区5省区市为研究对象,选择可以直接反映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16个指标,运用熵值法首先对西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赋权,然后分别从农业经济总体、农业经济、农业生态、农业社会4个不同的维度出发对西南地区5个省区市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得到各省区市的得分,分析西南地区农业发展总体情况以及经济、生态、社会3个不同维度,给出相应的建议.     

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文章认为,农业经济组织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及提高农业生产管理水平等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实践中,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较为滞后,存在着行为不规范、传统意识影响严重和政府支持不够等问题。随着农业产业化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广泛实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必经之路。     

新冠疫情蔓延突显数字经济独特优势

本文认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形式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主导性作用,其根本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可以超越时空发生非接触性的经济关系。据此评估当下“人传人”的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发现人与人接触性较强的实体经济与实体国际贸易遭受的损失较大,而人与人接触性较弱的数字经济却获得一定发展,并在防控新冠疫情蔓延、保障社会供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提出,应对新冠疫情长期发展战略和短期应对措施都将是着力发展数字经济,尤其是发展人工智能产品。     

新疆循环经济发展的政府职能与基本政策保障

随着经济发展与资源问题的矛盾日渐突出,循环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前各国和各个政府的最佳出路。本文认为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必须重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倡导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充分利用经济手段、技术手段等达到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     

数字经济何以提升农业经济韧性：效应和机制

数字经济正驱动以往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给农业经济系统带来新的挑战。利用2010—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节能力以及转型与创新能力三个维度测度农业经济韧性指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具有积极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地提升农业经济韧性的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经济韧性的重要渠道。此外,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经济韧性具有异质性,表现为数字经济在非粮食主产区、适应与调节以及转型与创新阶段正向影响效应更加突出。     

数字化水平赋能乡村振兴效应研究——基于新疆与全国对比

数字经济是继传统农耕经济、现代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式。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要以数字经济为依托实现共同富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产业优势、挖掘农村现代化的数据资源、加快延伸产业链构建,实现经济的快速崛起,达到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以耦合分析为基础,从农业现代化、产业融合效益水平、数字化水平3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利用新疆数字经济和其他西部4省以及全国水平2016—2020年数字经济相关数据做出对比,测算三者指标之间以及农业现代化、融合效益水平与数字化水平之间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疆数字经济规模发展已经完成从萌芽到成长的阶段,即将进入数字经济与农业现代化、产业融合效益水平快速增长的阶段,具有极大的增长潜力。     

习近平发展实体经济重要论述研究

实体经济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它既是我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和“财富之源”,又是在竞争中的“取胜之匙”。针对我国实体经济出现的“大而不强”和“结构失衡”等诸多问题,习近平作出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指示。纵观习近平关于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可以梳理出这些论述中隐含着的逻辑结构。它既透露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又体现着他坚持实事求是和辩证分析的基本方法,还确证了求变革、补短板、讲创新、谋发展、寻合力、提效益、适常态、防风险和建体系的实践路径。同时,这些论述还体现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的短期目标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长远目标的统一。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宣言书”和“路线图”。     

西北五省区循环经济发展现状的综合测度

循环经济具有传统经济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已上升为我国的发展战略。本文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个方面进行指标选择,对我国西北五省区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测度,并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了比较。     

近代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国家能力变迁——一个关于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解释

近代中国缘何落后?这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经久不衰的问题。其实质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为何工业革命未能爆发于经济总量大幅领先的明清中国?当工业化确立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进入中国后,中国为何未能利用强大的底蕴较快地完成工业化而进入到经济强国的行列?文章试图从国家能力的视角回答这一历久弥新的问题：明清时期中国的国家能力大体是与发展农业经济,维持统治的国家目标相一致,正是这一国家目标使得中国无法发生工业革命;当列强叩开中国的国门,将中国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后,晚清政府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学习、财政、法治等国家能力的严重不足导致了最终的失败,继起的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了学习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然而分裂的现状阻碍了其财政能力与法治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仍不足以支撑孵化市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努力提升学习、财政、法治三种国家能力,但国民党作为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内部组织涣散,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既无法从国家能力层面有效动员广大乡村经济潜力,也无法建立起政令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加之日本入侵,在内忧外患下最终走向失败。     

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实施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西部地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对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西部地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意义以及西部地区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西部地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建议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