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的内部审计

公司治理是伴随着现代企业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基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后引发有关委托代理关系及内部人控制等问题而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即公司内部治理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产权理论,对代理人实施激励机制从而在公司的各个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有效配置的一套产权制度安排。为了缓解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委托代理理论引导下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便应运而生。     

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治村逻辑与现实检验——以陕西省留坝县扶贫互助合作社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以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为向心主体,重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形成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底色的乡村社会秩序,是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体系的有益尝试。本文沿着党组织以政治动员低成本整合治理资源,集体经济重建乡村内部联系,制度建设清晰多元共治网络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公共服务传播现代化意识的思路探索了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的基本治村逻辑。然后运用留坝县案例对这一逻辑进行现实检验发现,实现治村逻辑需要注意的是,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构筑的多元共治网络依赖于乡村自治组织的深度参与,需要对不同类型村民进行差别激励;发展集体经济应兼顾效率与公平,创造持续收益稳固利益共同体,以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整体变迁。     

乡村治理中的内生秩序:演进逻辑、运行机制与制度嵌入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内生秩序先后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行政渗透、人民公社时期的双重挤压、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获新生以及后税费时期的转型生长四个阶段。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社会改造运动以及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利益分化的组织形态、契约主导的市场秩序、组织化的社会关联正在重塑内生秩序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透过"制度—过程—能力"的三维分析框架,可见村庄场域中内生秩序的逻辑演进路线。在权威主体自觉性的制度安排、利益主体策略性的调适行动以及人际能量场赋予的行动能力的运行机制下,制度嵌入与内生秩序达致适配能够降低制度的嵌入成本,避免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动态平衡。     

微天下

陕西魏延安【乡村治理秩序的重建——费孝通《乡土中国》札记之三】乡土社会是基于皇朝教化和乡土精英相配合的自治。传统乡村社会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的过程中解体,但将来肯定要以新的形式重组,包括村庄形态的重组、文化的重组、人的重组,在转型中逐渐形成新的治理秩序。     

论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乡村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乡村生态环境极度恶化,乡村传统秩序消耗殆尽,乡村治理热情普遍不高,乡村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必须整治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重塑秩序,探索村治新纽带;凝聚人心,提升参与村治热情;为己所用,鼓励人才回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路径与趋向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以乡村治理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的变迁为核心,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及其依赖性特征,探讨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向。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划分为两个时期,按照乡村治理机制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乡镇自治、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四个阶段。7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表现为乡村治理体制结构的行政化和集权化、乡村治理思维的城乡分治、乡村治理主体的精英化和乡村治理方式的技术化。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将以构建党领导下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开放的多元化治理格局为主要方向,实现乡村善治。     

城乡关系视角下乡村治理演变的逻辑：1949～2019

在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下,城乡关系是影响和理解70年乡村治理演变逻辑的重要维度。70年来,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失衡、城乡融合发展三个历史性阶段,"以农补工"的工业化优先政策、有限市场化与城乡非均衡发展政策、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先后成为主导城乡关系基本格局的战略性安排。具体到乡村治理演变上:"以农补工"的工业化优先政策使乡村以人民公社为组织载体的集体化治理成为"城乡分治"的逻辑延伸,党、政、社、经高度合一的整体性控制和动员成为该阶段乡村治理的支配性逻辑;1978年后,因应有限市场化与城乡非均衡发展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逐渐建立,党政社经相对分离,但计生、粮款征收、维稳等刚性任务压力较大,压力型体制和乡村治理的行政化逻辑成为主导逻辑;2006年以来,伴随农业税取消、大规模"以工补农",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逐渐成型,传统任务压力大幅减轻,压力型体制向"三治合一"体系的转变,行政化逻辑向公共服务逻辑的转变,成为乡村治理演变的必然趋势。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乡政村治”的兴起、现状与发展趋势

乡村治理是一个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调控和治理的动态过程 ,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 ,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的状况不同 ,国家和社会权力分配也不同 ,因而乡村治理格局也不尽相同。伴随着世界改革浪潮的出现 ,2 0世纪 80年代中国农村实施了以落实农户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而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出现了乡镇一级设立的基层政权依法对乡村进行行政管理与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此 ,笔者就中国乡村的“乡政村治”谈点己见…     

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地区差异、治理模式选择与目标耦合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完善乡村自治,发展乡村经济,传承乡村文化,加强乡村社会整合,激活乡村慈善。中国长期的乡绅治理传统、浓厚的乡土情结与丰富的新乡贤资源使新乡贤治理具有内在合理性。但只有对不同地区新乡贤资源与乡村社会结构进行认真分析,才能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新乡贤治理模式,实现新乡贤资源、乡村社会结构与新乡贤治理目标的有效耦合。作为一种辅助性措施,新乡贤治理并不能代替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也具有地区与功能局限性。只有进一步加快制度改革,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使乡村具备内生发展能力,才能为新乡贤治理提供坚实平台,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基于义乌、余江、泸县3个典型试点地区的观察

调研表明,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乡村现代化转型相辅相成。一方面,宅基地制度改革承载着乡村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改革试点中也存在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匹配、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关系失衡、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融合不足等问题,引发了"集中居住病""被上楼之争" "乡村治理危机""乡村社会困境"等诸多矛盾。从推动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视角出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以推动城乡居民权益平等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为改革路径。     

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由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农业中国向现代化中国的转型时期,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突出存在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我治理不平衡,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不充分的现状与基本特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格局、转变乡村公共产品服务模式、提升自治、法治、德治水平等基本对策,确保乡村振兴顺利推进。     

富人治村、制度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

改革开放后,由乡村企业家担任村干部的富人治村现象出现且普遍化,但对富人治村的效果,研究者各执两端。本文利用2014～2016年27省份756个村庄的治理调查数据,分析了富人治村对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代表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富人治村能够显著提升灌溉设施维护频率,但对整体灌溉状况和集体行动组织影响有限。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约束产生的交互作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网络规模并不能影响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但正式的基层民主制度可以显著提升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劳动力外流、乡村治理衰败的背景下,兼具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威的富人村干部逐渐超越传统的宗族网络,成为乡村公共事务中的主导性力量,而基层民主的发展则对富人村干部扩张中的权力构成了约束,激励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新时代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可以优化和改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使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近十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取得明显进展、乡村治理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城乡融合和协同治理趋势逐步形成。然而我国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治理主体单一和治理观念落后、集体经济支撑作用不充分、治理制度缺失和社会保障较为滞后等。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路径包括：持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集体经济振兴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夯实乡村治理自治、德治和法治的制度基础。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的制度逻辑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机制进行剖析不仅有助于揭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高治理效率之谜,还有助于为农村非正规金融规范化转型与发展提供新的线索。研究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机制是指一系列旨在保障民间私人借贷契约有效执行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有机组合;扎根于乡土社会里的村庄信任机制、高效的信息搜集方式、灵活多样的担保手段、强有力的道德约束机制、无限期重复博弈机制、嵌入式的社会交往过程等因素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有效运转的核心制度构件。     

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叙事中,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县政绅治"的秩序逻辑与治理模式。清末民初,日益深重的帝国危机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促使清政府全力打造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开端。"新政"改革进程中的科举之废与新学之兴,直接中断了传统士绅的常规继替,并引致乡绅阶层的流变。乡绅阶层流变,解构了帝制时代超稳定的"县政绅治"秩序,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具体表现为民间统治精英的异化、乡村治理模式的僵化,以及"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等。乡村治理危机呼唤着秩序的重建,也孕育着革命的发生。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复合机制——以浙江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

近些年,由地方首创、经中央政府正式认证再到地方全面铺开的“三治融合”治理实践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基于对浙江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认为“三治融合”的有效性根植于其内在的复合治理机制。复合化治理主体意味着通过政治、行政助推自治,逐渐形成由党、国家、社会所共同组成的以彰显自治为本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复合化治理规则是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德治与法治的治理效力,实现彼此功能优势互补。在二者关系上,复合化治理规则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复合化治理主体。复合化治理规则实质上是一个中介机制体系,政治、行政借此助推自治,最终实现乡村善治。未来桐乡“三治融合”的发展与完善要在保持复合化治理特性基础上,坚持自治为本,多元协同,同时积极吸纳新的治理元素,尝试构建与实际情况更加契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共治的协同机制与实现路径——基于河北省3个村庄的案例观察

目的 凝炼总结河北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共治的模式,剖析其协同机制与实现路径,为深入推进农药废弃物治理工作提供建议。方法 文章基于协同治理理论,采用多案例研究法,从协同环境、协同结构、协同过程3个维度,探究了海市村、李营村、柳林屯村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共治的实践模式与协同机制。结果 （1）案例村形成了政府合同外包、党建引领、经营主体带动3类多元共治模式。（2）政府政策驱动、多元关系网络构建、资源要素共享融通,协同实现了治理目标,但不同模式下协同治理机制不同。（3）协同环境的政策效力方面,海市村制度的刚性约束增能效果显著,李营村、柳林屯村的非正式制度更好稳定了协同秩序;协同结构的联结机制方面,政府合同外包中委托—代理机制保障了高回收率及低监管成本,党建引领模式中信任关系使主体间协同治理效率较高;经营主体带动模式中关系嵌入与合约治理增强了农户履约能力;协同过程的要素配置方面,海市村专项资金及数字技术支撑作用强,李营村及柳林屯村则侧重于培养协同治理人才。结论 政府应健全协同治理制度、培育协同治理组织载体、畅通协同治理资源渠道、提升协同治理空间聚合效能、增强多元主体文化认同。     

浅谈乡村治理中组织冲突的化解方略

随着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乡村治理格局。在此背景下，组织冲突的发生在所难免。因此，总结组织冲突的类型，分析其对乡村治理秩序的影响机理，进而确定乡镇政府、村支部和村委会等正式组织和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的角色定位，对构建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乡村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派出机构研究

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特色板块”,派出机构已进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正式序列,需要学界的有效回应。作为镶嵌、依附于正式制度架构的衍生性组织,“派出机构”糅合了科层制的规范性与委托代理的灵活性,呈现出一种混合型的组织形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派出机构充当了中央的监督调控机制和地方的灵活管理机制,从而呈现出较为独特的功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