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还是金融资产投资？

实体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能否推动实体经济健康繁荣是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点。现有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实体投资,也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但究竟更能促进哪类投资还缺乏深入研究和经验证据,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资金供给增长有利于企业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增加,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是在整体经济持续低迷情况下常用的逆周期调节手段,此时实物资产价格往往处于低估状态,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往往较大,因而,总体上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的实体投资。但是,由于货币政策本身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不大,投资不足的企业往往对实体投资保持谨慎,可能更多地利用资金增量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而偏好实体投资的过度投资企业则可能继续增加实体投资,进而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以2008年—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宽松程度提高会产生如下企业投资效应：（1）总体上看,同时促进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2）促进投资不足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过度投资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分别具有促进和抑制作用;（3）促进国有企业的实体投资,促进非国有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非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4）促进东部地区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实体投资,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东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将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拓展货币政策的企业投资效应研究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研究;二是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优化关于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方法,并为货币政策会促使企业“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提供了经验证据;三是针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分析有助于精准有力地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虽然从总体上看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但也可能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效率的提升。因此,宽松货币政策要慎用。当前,我国依然应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注重对不同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精准有力的差异化调节,同时要加强预期管理和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推动企业有效率地“脱虚向实”。     

货币政策、企业资本结构变动及经济后果——基于三大货币政策区间的探讨

运用随机边界模型,进行货币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变动及经济后果的分析。研究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抑制企业当期的资本配置能力,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强企业当期的资本配置能力。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资本配置的风险,这种效应在利率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区间尤为显著。在三大货币政策区间里,短期债务、长期债务和商业信用三类负债对以上两者的效应存在着异质性。就经济后果而言,紧缩的货币政策会降低企业的投资完成度,且国有企业的投资完成度低于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投资完成度高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就区域间的时空关联而言,三大货币政策区间的企业投资完成度呈现一定的空间集聚特性,并慢慢呈现三大区域板块集聚的现象。     

管理者短视行为如何扭曲了实体企业资产配置——基于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的经验证据

实体企业作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近年来出现了金融资产过度配置的迹象,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文章以200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建构出管理者短视行为指标,并实证检验了管理者短视行为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过度配置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过度配置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金融资产过度配置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治理水平来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过度配置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高冗余资源与管理层具有金融背景的情境下更为明显。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管理者短视行为的相关研究,为推动实体企业资产良性配置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与实践建议。     

企业ESG表现与金融资产配置：刺激还是抑制？

企业ESG表现是真心实意为了可持续发展还是助推自利行为的“漂绿”工具?文章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企业ESG表现越好时,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越高,即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产生了刺激效应;动机识别检验发现,投机套利是企业“漂绿”ESG以配置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基于“压力—机会—借口”的治理视角研究发现,在业绩表现好、环境规制弱（即“压力”小）,内部控制质量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即“机会”寡）,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低、国有产权（即“借口”少）的情形下,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刺激效应会受到抑制。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ESG表现影响金融资产配置的内在逻辑,对完善企业ESG评价体系、抑制企业“漂绿”现象,从而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有所启示。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逐利性动机,本文从金融资产异质性视角研究了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体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能促进企业提升经营绩效。短期性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促进作用,长期性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抑制作用。两种作用中短期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居主导地位。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短期性金融资产配置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投资收益率途径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长期性金融资产配置通过挤出实体投资抑制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     

地方政府融资政策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地方政府融资政策逆周期性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欧拉方程"模型,利用2008年至2015年期间债券发行企业的面板数据,定量研究地方融资平台和普通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发现,地方融资平台所受融资约束小于普通企业,放松货币政策有利于缓解普通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地方融资平台融资约束主要受政府融资政策影响.由于地方政府融资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存在逆周期特征,因此经济下行时,普通企业融资能力在货币政策宽松同时受到地方政府融资政策宽松挤压,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果明显减弱.政府应逐步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长效机制,减小其对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的影响.     

流动性过剩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分析

充裕的货币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金融资产的价格发生波动，而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又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和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因此，货币流动性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不仅是货币政策执行者，同时也是广大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全面梳理了货币流动性及流动性过剩的涵义，并综述了货币流动性对股票类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最后运用IS—LM模型对这一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为货币政策的执行及投资者的资产选择提供理论参考。     

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营运资本动态协同视角的修正分析

以2002年～2011年中国房地产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附加营运资本的静态与动态投资效率分析模型,考察营运资本管理与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微观机理及静态与动态协同效应.实证表明: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会自发调节营运资本来“平滑”固定投资波动、提升投资效率,且这一“内生平滑”行为会强化“外生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调节”作用(正向协同);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对内生平滑具有逆向协同效应,即货币政策越宽松,营运资本平滑水平越低.传统模型由于忽视了内生与外生协同效应,故低估了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水平.本研究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评价机制,拓展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关系研究的分析视角与实证逻辑.     

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机制——基于状态空间系统的估计

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已成为我国二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特征事实之一,探索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的动态作用机制对调整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缩减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1997-2010年28个省份城乡居民家庭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收入与金融资产配置的两部门模型及其状态空间系统的回归。在Lewis(1954)、Galbis(1977)的基础上,文章对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两部门模型的分析,从数理上证明了两部门中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差异对其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机制,对状态空间系统的回归结果及状态变量的时间路径显示,两部门模型中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确实呈现倒U形动态机制,这表明从长期看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改善确实会缩小收入差距。因此,优化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环境及结构有助于削减收入差距,这对探索金融资产配置缩减收入差距的政策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货币政策、所有制差异与商业信用再配置——兼论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治理的微观路径

以2007年～ 201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商业信用再配置行为在新常态下的存在性、异质性及其演变逻辑,并以所有制差异为视角,揭示了货币政策对再配置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实证发现: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不同,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呈现出比民营企业更强的再配置意愿,国企更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的结构性再平衡;宽松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再配置意愿的强化效应高于民企,鉴于国有企业的融资比较优势,上述异质性提升效应意味着全社会资金再分配成本有所降低、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再平衡的效率有所提升.本文为理解新常态下的企业财务行为决策及其政策协调性、理解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通过财务决策来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的能动性及其政策联动性提供了研究视角和分析逻辑,也为分析货币政策对供给侧微观治理的影响及优化政策评价机制提供了实证参考.     

基于风险维度的货币政策传导非对称性研究

现有文献货币政策传导非对称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出维度,文章从风险维度研究不同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宽松货币环境强化了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微观效应,而紧缩货币环境削弱了货币政策风险传导的微观效应。虽然存款准备金率对企业的风险传导效应小于利率,但是在不同货币环境下存款准备金率对企业风险传导的非对称性却强于利率。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须根据不同货币环境下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敏感度的差异选择合理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组合搭配,以免企业在宽松货币环境下的过度风险承担。     

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效应研究

次贷危机后,美国选择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贸易渠道和货币渠道传导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出口额、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有长期正效应,对产出则有短期的正效应,且贸易渠道是该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中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基于ＡＲＩＭＡＸ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的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月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干扰分析法对金融危机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实证分析。ＡＲＭＡＸ检验的结果表明,单纯金融危机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金融危机本身并未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实质性影响与瞬时脉冲效应;而考虑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因素之后的金融危机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明显的贬值压力,金融危机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显著的贬值压力。相对而言,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最大,而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升值的压力,第三轮与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投资行为——来自房地产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2004²014年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测度宏观货币政策对微观房地产公司的投资产生影响,分析货币政策如何通过融资约束作用于企业投资。结果显示: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公司投资增加;货币政策对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公司投资影响不同,公司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大,其投资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就越大。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有影响作用,但效果不明显。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影响及对策--以宁夏为例

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在内的很多区域性金融危机,都有一个相同的背景,即美国等大国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收紧,2013年12月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进程正式启动,这一相同的背景再次出现,全球金融市场气氛再次紧张。本文简要介绍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其退出进程,梳理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渠道,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宁夏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     

美国货币政策、企业出口与杠杆增长差异

以2003-2016年上市企业出口和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美国货币宽松政策不仅对中国企业杠杆增长存在显著推动作用,而且对出口企业杠杆增长产生更大影响.原因在于,出口企业涉足国内外多个市场,拥有更稳定的现金流以及更广阔的融资市场来源,从而实现更大的杠杆增长.这一效应在出口收入更高、更加依赖长期债务融资、信贷收紧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更显著.面对美国2020年"量化宽松",一方面银行部门需警惕国内企业,尤其出口企业出现新一轮杠杆增长和债务风险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出口企业贸易结构转变增加出口企业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抵抗能力.     

货币政策与不平等

全球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全面和系统地梳理,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货币政策影响不平等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五个,分别是收入构成渠道、金融市场分割渠道、投资组合渠道、储蓄再分配渠道以及工资异质性渠道。宽松货币政策不是导致不平等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否会加大不平等取决于经济初始条件,资产价格变化是影响短期不平等的主要机制。政策建议方面,一是经济低迷时期仍应坚定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二是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应注意不平等问题,三是应通过其他政策减轻宽松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的不利影响,四是应防止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使用。     

试析金融危机后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物价波动、人民币升值以及经济增长趋缓的压力开始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焦点所在。本文以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研究背景,首先界定货币政策有效的内涵、政策目标的内涵,进而以三个货币政策的目标变量作为指标,对该轮"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经过验证,该轮货币政策总体来说是有效的,但出现了时滞。同时本文也指出关注该轮货币政策影响的必要性。     

金融资产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围绕某项金融资产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间的划分问题,选取2010-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仅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金融资产分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成本、债务契约、管理层的风险偏好、审计质量以及金融资产的重要程度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具有显著影响,此外,企业的报酬契约、发展能力以及经营状况也会对中国金融资产的分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