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中国返贫问题研究

消除贫困是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返贫又是反贫困过程中出现的令人头痛的经济社会现象.重视返贫问题研究,无论是对解决中国剩存贫困问题,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中国返贫问题的现状特征、症因及治理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有边境性、民族性、典型性等特征。采用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从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健康4个维度测算该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运用面板排序模型估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对减贫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状况得到较好改善,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均能有效较少多维贫困,其中社会资本积累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农户的人力资本发挥减贫作用。应鼓励贫困农户通过积极参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基层扶贫工作应抓落实、讲实效。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贫困精准识别及精准扶贫对策——以粤北山区为例

贫困家庭的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前提.从多维视角识别和分析贫困更能挖掘贫困的本质,为政府制定反贫困对策提供更为精准的科学依据.基于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模型,以粤北山区农村家庭为例,多维度定量测算出主要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维度和贫困家庭,并提出按贫困维度施策、按地区贫困和家庭贫困的程度决定扶贫资金的使用、建立以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机制和提高基层干部扶贫管理能力等精准扶贫对策.     

后精准扶贫时期农村隐性贫困的精准识别与治理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贫困农户微观数据分析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贫困治理呈现出新样态:贫困户的显性贫困维度得到改善的同时,住房、健康和教育等隐性维度仍存在较深的剥夺,尤其是体现在非建档立卡户群体上;在有限扶贫预算和单一基层政治考核制度的双重约束下,扶贫资源的分配过程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瞄准机制的内生缺陷。贫困户和贫困村的贫困剥夺是全方位的,表现在维度上各有侧重,微观差异明显。走出贫困治理的新困境需要调整扶贫策略,将多维贫困的理念深入基层农村,关注多维隐性贫困问题,提高多维贫困识别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继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分类施策;实现扶贫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有效衔接;优化基层政治考核机制,建立与村庄微观特征相兼容的多维扶贫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切实提高基层乡村的贫困治理能力。     

中国城市贫困的多维测度及治理

通过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测度和比较,研究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创新性地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测度中国城市多维贫困,并进行相应分解。通过梳理当前的城市扶贫政策和总结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特色,认为多维治理才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最终归宿。针对多维贫困的"内卷化"问题,提出在多维贫困测度的维度上应从收入、教育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进行测度和分析。     

空间可达性视角下安徽省医疗资源缺乏的单元识别

利用空间可达性识别省域缺医地区是省域医疗规划的基础,从时间成本角度出发,用两步移动搜索法(2SFCA)计算空间可达性,界定相对贫困并识别缺医地区。以2015年安徽为例,结果表明:从省域尺度看,超过97%的人口在1小时以内能到达县医院,但仍有1.78%人口在3小时以上,可达性从北到南高低交替呈波状分布;从县域尺度、镇域尺度看,可达性高低分布不均衡。     

基础设施可获得性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居民的多维贫困——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基于2013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选取四个维度9个贫困指标,运用自助法（bootstrap）考察了基础设施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和城乡差异,并对不同收入组的多维贫困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交通、卫生和生态基础设施均具有降低多维贫困的作用。（2）基础设施降低了农村住户的多维贫困,但是对城市住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明确。（3）交通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周期变动的规律,卫生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逐渐变小,生态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倒“U”型。（4）社会不安全加剧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多维贫困状况。（5）卫生基础设施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对高收入组的影响却不显著。     

中国共产党治理贫困的百年历程、 成就与未来展望 ——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

回顾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消除绝对贫困的方式方法,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谱写了世界减贫历史的新篇章,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展望未来,中国面临着巩固脱贫成果,防止绝对贫困人口返贫,以及消除相对贫困的严峻挑战。但是,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治理贫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巩固脱贫成果、创新体制机制推动乡村振兴,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立现代化国家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把握战略机遇期,创造国际治理贫困新格局等政策措施,中国就一定能够从容应对这一挑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县域贫困治理的现实张力与优化路径

随着贫困治理被逐渐纳入政府责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治理成效不仅要谋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要正视治理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在精准扶贫政策指引下,江苏省M县围绕县域贫困精准治理,呈现出诸多张力和特殊运作机制,给贫困有效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现实问题。从制度供给与个体赋能出发,构建起贫困精准治理的长效机制,则是后扶贫时代农村地区贫困问题治理的可行路径。     

中国农村贫困识别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基于剥夺和需求的视角

2000年以来,我国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农村致贫因素以及贫困表现形式都发生重大变化,对农村贫困的识别已经从静态收入需求单维向动态多维转变。运用Alkire和Foster关于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构建包括教育、健康、卫生条件、生活状况等7个指标的农村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选取6个年度CHNS面板样本数据,分别从剥夺视角和需求视角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进行识别、追踪和分解。前者分析农村多维贫困情况,并对致贫因素进行甄选;由于目前收入仍然是衡量贫困的核心指标,所以后者从需求定义出发,对贫困人口的不同贫困程度进行研究,考察非收入贫困群体中存在的隐性贫困问题,依据分析结果得出相关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启示。     

巡视监督促进了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吗？——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与党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

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参与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巡视监督不仅可以促使被巡视企业更积极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其贫困治理参与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被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来抑制盈余管理等短视行为,进而有利于企业履行贫困治理等社会责任。同时,党建工作是影响巡视监督成效的重要因素,被巡视企业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可以强化巡视监督对其参与贫困治理的促进作用。以2016—2020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表明：被巡视企业在巡视组进驻后的精准扶贫参与倾向性、投入慷慨度和信息透明度均有明显提高,且盈余管理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巡视监督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盈余管理的路径促进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而且会增强巡视监督对被巡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积极影响。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和方式,巡视的重要作用不仅仅在于促进党组织建设,还应延伸到改善企业行为等社会经济层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巡视监督工作,强化对相对贫困治理等重点领域的针对性巡视,并逐步扩大巡视范围（如非公有制企业等）,有效促进各类企业更广泛地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形成巡视监督与内部监督的联动机制,增强企业积极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     

因病致贫与缓冲效应的比较优势

当大病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占家庭非食品支出的比例超过一定门槛值时,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会增大因病致贫或返贫的概率。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4年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有效识别贫困家庭,探究因病致贫发生率。大病冲击使贫困发生率增加15%,总财富减少6.9%。我们还发现医疗保险、社会资本及民间借贷对因病致贫都具有缓冲效应。这三种缓冲垫具有各自比较优势：医疗保险对中低收入家庭或中高疾病风险家庭缓冲效应显著;社会资本的缓冲效应只存在中高收入家庭或高风险疾病家庭;民间借贷只对低收入家庭具有缓冲效应。因此,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应合理利用缓冲垫,提高大病冲击的抵御能力,降低因病致贫的发生率。     

相对贫困视域下中国老年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我国在2020年底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相对贫困治理将成为今后反贫困的重点.本文结合相对贫困的内涵及视角转换,在确定老年贫困维度时重点考虑了教育和经济支持的代际因素,并基于2011—2018年CLHLS数据运用A-F方法对中国老年多维贫困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从单一指标看,多数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但老年心理健康贫困...     

因病致贫与缓冲效应的比较优势

当大病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占家庭非食品支出的比例超过一定门槛值时，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会增大因病致贫或返贫的概率。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4年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有效识别贫困家庭，探究因病致贫发生率。大病冲击使贫困发生率增加15%，总财富减少6.9%。我们还发现医疗保险、社会资本及民间借贷对因病致贫都具有缓冲效应。这三种缓冲垫具有各自比较优势：医疗保险对中低收入家庭或中高疾病风险家庭缓冲效应显著；社会资本的缓冲效应只存在中高收入家庭或高风险疾病家庭；民间借贷只对低收入家庭具有缓冲效应。因此，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应合理利用缓冲垫，提高大病冲击的抵御能力，降低因病致贫的发生率。     

以“健康防贫”降低返贫风险路径研究——以辽宁省农村为例

2020年底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全国范围内的“绝对贫困”问题,但是很多地区贫困脆弱性依然存在。目前,辽宁省农村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因健康状况变化致贫、返贫的风险,有关部门应从强化健康意识和风险意识、建立“健康防贫”识别机制、提高“健康防贫”精度等方面,提高农村居民抵御健康风险冲击的能力,从而为辽宁乡村振兴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社会资本和农户满意度视角下的科普服务减贫效果研究 ——基于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的实证分析

科普服务凭借良好的减贫效果以及有效抑制贫困人口返贫的作用,对全面脱贫后缓解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基于陕西省的596份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探究了社会资本和农户满意度对科普服务减贫效果的影响,并探索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科普服务的减贫效果以及农户对科普服务的满意度良好;(2)农户满意度对于科普服务的收入减贫效果以及多维减贫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社会关系网络对收入减贫效果和多维减贫效果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信任仅对多维减贫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社会资本可以直接作用于科普服务的减贫效果,也可以通过影响科普服务满意度间接提升科普服务的减贫效果.本文提出培育农户社会资本和提升农户满意度建议,以实现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     

微视角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供过于求"——基于陇东地区Q村的田野调查

完善农业保险政策，提高农业生产保障力度，对我国做好“三农”工作、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本文以陇东地区Q 村及其所在镇为调查对象，从微观视角展开研究，发现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部分地区的基层实践中存在“供过于求”的现象，尤其是西部贫困农业县区。这种现象和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农业现代化程度低、政府制度性供给不足、保险技术创新不足密切相关。最后，论文从提供优质供给和探索有效需求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中国省份多维贫困的动态测度———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的９省为例

在主成分分析法的理论基础上,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８个年度中的９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选取四个维度１０项指标,测算了各省不同时期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并进一步考察省份间人均收入高低与多维贫困指数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中部的河南收入贫困最严重,其次为西部的贵州和广西,东部的江苏和东北部的黑龙江最小。然而,从多维贫困减小程度来看,减小幅度最大的为中部的湖北,而并非东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小的为辽宁,也并非河南、贵州或广西;到２００９年,湖南省多维贫困指数值最小,黑龙江和辽宁最高。因此,多维贫困与地区经济或家户收入之间呈弱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