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化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和2007~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化的作用机理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指标体系和工业绿色化指标体系将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驱动工业绿色化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化起抑制作用，不存在技术创新中介效应；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化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通过技术创新"挤出效应"抑制工业绿色化；公众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化关系只有中介效应，且公众型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促进工业绿色化；异质性环境规制驱动工业绿色化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的研究结论经稳健性检验依然不变。研究认为：在推进异质性环境规制驱动工业绿色化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公众型环境规制驱动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同时应有效规避市场型环境规制驱动技术创新"挤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生态效率的门槛效应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生态效率造成了影响。文章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核算各地区生态效率值,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生态效率值明显存在东高西低的现象;研发投入存在双重门槛且在跨越第一道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更加显著,跨越第二道门槛值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略有下降,但溢出水平远高于第一道门槛值前的水平;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槛,在门槛值左侧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为负,而在门槛值右侧开始呈现正向溢出。同时达到高研发投入、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地区主要在我国东部。     

珠江-西江经济带FDI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珠江-西江经济带2012-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生产率的具体影响.空间溢出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珠江-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FDI有利于提高GTFP,但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项在整体上对GTFP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由门槛效应可知,FD...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

目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该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作为约束和激励主体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 方法/过程 选取我国30个省市2009—2016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别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分别抑制、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实证分析

我国四大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差异化诉求,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和激发技术创新。采用2004—2014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四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呈现显著差异;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创新效应;费用型规制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污染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西部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流入;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流入东北地区。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环境规制方式、科研经费投入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基于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基准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负向激励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环境规制通过影响科研经费投入进而间接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科研经费投入受到两类环境规制的影响分别被抑制与促进,但均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了正向的激励作用。     

结构性去杠杆对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8—2017年的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结构性去杠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通过构造门槛模型,研究得出金融企业的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杠杆不存在门槛效应;运用广义矩估计模型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与前文一致。建议应采取结构性去杠杆的手段降低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4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从"投入侧"和"产出侧"对环境规制强度测度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中能够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且这一影响呈现出"U"型特征;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现出倒"U"型特征,不合理地引进外资会抑制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波特作用”模型为起点,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4—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补偿型“波特作用”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在全域和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在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倒“N”型的非线性变化,均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激励型“波特作用”在全国和分域均表现为“N”型非线性变化趋势,且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整体呈现边际递增的趋势。在当前绿色技术创新进入自我革新的探索性阶段,补偿型环境规制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短期效应,缺乏持续性,亦存在“搭便车”现象,且无法与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协同效应;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前期能够与绿色技术创新形成良好的协同互动效应,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当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进入成熟期时能够替代环境规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环境规制对中国物流业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

本文首先运用DEA模型测算了我国30个省级单位2004—2012年的物流业效率,并利用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PTAR)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我国物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物流业效率存在三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小于第一门槛值72.6697时(区间1),其具有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介于第一门槛值72.6697与第二门槛值186.1485时(区间2),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相比区间1大幅提升;当环境规制介于第二门槛值186.1485与第三门槛值259.3606(区间3)以及大于第三门槛259.3606时(区间4),环境规制对物流业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后者的结果不显著。     

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的空间计量分析简

本文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环境规制工具差异所引致的环境技术创新及污染排放异质效应,并使用1999～201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从形式、强度及空间三个维度对环境规制工具的异质效应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工具更能促进环境技术进步,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即"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直接效应及技术创新间接效应,能够实现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更低水平的污染排放;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技术创新及最终污染排放具有空间异质效应。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目标,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管理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实现环境规制创新。     

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异质性效应研究

经济生态化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的本质要求,环境规制是实现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科学评估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水平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异质性效应,结果得出:2004—2017年,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效应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表明京津冀环境规制应从重视"强度"转变为"提质增效",建立更具有针对性、高效性、多样性、可持续性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是环境规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最后,从优化环境规制工具角度,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除了依靠政府强制性管制等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外,还需要借助非正式环境规制手段进行补充。从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入手,分析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首先,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五大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对2010—2020年我国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考察其空间相关性;然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就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远高于西部地区,地区间两极分化严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本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更大,但两者对邻近地区都没有显著溢出效应。对此,各地政府应重视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促使两类环境规制相互补充。     

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揭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变趋势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文章首先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对2010—2019年我国30个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考察其空间相关性；然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0—2019年，我国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远高于西部，地区间两极分化严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空间自相关关系，表现出“高—高”和“低—低”集聚特征；环境规制、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环保人数则表现为负向影响；环境规制虽然能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对邻近地区产生了负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STIRPAT模型构建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回归方程,利用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货币信贷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存在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并对空间异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货币信贷、对外开放、能源消耗结构、能源强度、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等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均存在关于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空间异质性,高碳排放地区货币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更为显著的倒U型曲线.因此,建议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加强环境规制力度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并且针对不同区域定制差别化的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措施.     

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双重视角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四个经济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及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产生滞后效应,环境规制滞后一期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东北、中部及西部地区环境滞后一期对其区域经济发展均产生抑制作用;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在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呈现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地区呈现U型关系;从间接效应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也表现出异质性,在东北地区及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抑制区域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相反。     

环境规制约束能倒逼我国产业技术创新吗——基于Lagrange函数模型的分析与讨论

环境规制的内驱机制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其能否促成环境规制倒逼产业技术创新?于此命题,将产业技术创新分解为治污技术创新与生产技术创新,建构环境规制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模型,并做出经验验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生产技术创新呈类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与治污技术创新呈正向关系;环境规制增强提升企业治污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强化了对生产技术创新的投入挤占,使得当环境规制达到中等强度后,生产技术创新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为此,应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强化对规制政策实施的追踪问效;完善治污激励补贴机制,强化政府对危废处理行业的扶持力与监管力,丰富环境规制配比政策设计;强化命令控制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机组合,健全环境信息反馈系统,倒逼企业治污技术的强化与创新。     

波特假说的滞后性和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果的检验

"波特假说"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在长期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弥补因规制增加的成本,因此发挥规制的创新效应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关键。文章运用2000～2010年中国29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在低碳视角下检验"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及存在的条件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当期阻碍技术创新,在滞后期促进创新且在滞后二期促进作用最明显;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三重门槛效应,规制强度较低时规制对创新的影响表现为一种潜动力,不足以引发创新活动的开展,在最优规制水平显著促进创新,强度过高时促进作用减弱。     

环境规制约束能倒逼我国产业技术创新吗——基于Lagrange函数模型的分析与讨论

环境规制的内驱机制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其能否促成环境规制倒逼产业技术创新?于此命题，将产业技术创新分解为治污技术创新与生产技术创新，建构环境规制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模型，并做出经验验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生产技术创新呈类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与治污技术创新呈正向关系；环境规制增强提升企业治污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强化了对生产技术创新的投入挤占，使得当环境规制达到中等强度后，生产技术创新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为此，应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强化对规制政策实施的追踪问效；完善治污激励补贴机制，强化政府对危废处理行业的扶持力与监管力，丰富环境规制配比政策设计；强化命令控制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机组合，健全环境信息反馈系统，倒逼企业治污技术的强化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