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流动性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住房流动性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少受到关注。基于2013—2019年的CHFS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发现住房流动性提高对家庭住房资产配置为正向影响，以限购为代表的限制性交易政策降低了住房流动性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经过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家庭、无子女家庭、城镇家庭以及一套房家庭的住房资产配置受到住房流动性的显著正向影响，但是限购政策削弱了流动性对上述家庭住房资产配置的影响。多套家庭的住房资产配置则受到住房流动性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住房流动性提高了预期收益对家庭住房资产配置的影响；在房价处于高水平时，流动性能够使高风险厌恶家庭增加住房资产配置。另外，住房流动性能够促进多套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和消费支出。     

流动性约束下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以西北五省区为例

流动性约束作为一种信贷约束,在信贷市场发展不充分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严重,欠发达地区居民在流动性约束下,更倾向于减少当期消费而增加储蓄额。本文运用近28年西北五省区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程度,分析了住房制度改革和消费信贷发展是1999年以来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增加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缓解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流动性约束、提高消费水平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家庭消费水平吗——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评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提升了家庭消费水平,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基准结论依然稳健。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低消费水平家庭的人均消费,增加家庭在食品、家庭设备、交通和其他方面的支出来提升家庭消费;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还能通过提高金融素养、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升支付便捷性等渠道来实现家庭消费水平的改善,且这三个机制约解释了基准效应的68.9%。数字普惠金融正向消费效应的主要受益群体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进一步分析却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青年人群过度消费的概率。     

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教育支出增长——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得益于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流动性约束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缓解。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家庭物质或文化资本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且在金融发展低水平地区作用更明显，这体现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     

人口结构、民生支出与地方财政压力

人口老龄化叠加出生率预期不断下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地方财政负担不断加重。为探寻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现实路径,本文基于2008年-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人口结构与地方财政压力之间的因果效应并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随着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地方财政压力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非线性态势。以财政教育支出为门槛变量的机制分析表明,当财政教育支出小于4.55阈值时,少儿人口比例加大,能够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当大于5.40阈值时,地方财政压力显著增加。以社会保障支出作为门槛变量的分析发现,当社会保障支出高于4.63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使地方财政压力显著增加。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研究——基于广西14地市面板数据分析

房产已逐渐成为我国城镇居民最重要的财富资产配置,一些地区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上涨将产生财富效应并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近年来,广西房地产价格增长较快,借助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模型,通过对广西14个地市实证检验,发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并未对广西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及消费支出结构产生显著影响.通过考察发现广西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住房结构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房地产金融市场不健全、居民观念和社会保障体系约束,弱化了房产财富效应.为此提出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合理调控房地产价格波动区间和健全房地产金融市场等建议.     

政府财政收支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挤入效应

分析了1978~2008年我国29个省(市)政府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了政府支出规模、税负水平以及债务融资对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影响,以期评价财政政策在宏观需求管理中的有效性。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而税负和债务融资占用了居民可支配的消费资源,降低了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从而减弱了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和扩大内需上的乘数效应。     

我国消费指数统计中居住类权重的合理测度

我国把居民购买住房的支出视作投资而非消费,因而未被记入CPI统计测算。然而,近年来我国的住房价格却上涨迅速,住房已成为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脱离房价快速上涨这一现实条件计算住房成本,进而推算CPI,其结果必然是不准确的,因而,必须合理测度我国消费指数中的居住类权重。     

因病致贫与缓冲效应的比较优势

当大病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占家庭非食品支出的比例超过一定门槛值时,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会增大因病致贫或返贫的概率。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4年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有效识别贫困家庭,探究因病致贫发生率。大病冲击使贫困发生率增加15%,总财富减少6.9%。我们还发现医疗保险、社会资本及民间借贷对因病致贫都具有缓冲效应。这三种缓冲垫具有各自比较优势：医疗保险对中低收入家庭或中高疾病风险家庭缓冲效应显著;社会资本的缓冲效应只存在中高收入家庭或高风险疾病家庭;民间借贷只对低收入家庭具有缓冲效应。因此,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应合理利用缓冲垫,提高大病冲击的抵御能力,降低因病致贫的发生率。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增加农村居民消费对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完成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1998年-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探讨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支农支出对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城乡收入差距跨越特定门槛值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下降。     

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普及与中国家庭消费——基于CFPS2010—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技术革新显著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跨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消费,这一正向效应在更换关键指标测算、运用断点回归方法、替换估计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可靠。（2）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因家庭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其中,互联网普及的消费促进效应更多地作用于中、高收入家庭,互联网普及对耐用品消费和高端服务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3）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两个渠道促进中国家庭消费。上述主要结论对当前缓解消费不足、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房地产财富的担保与非对称性效应研究

根据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假说可知,在消费者远见和信贷市场完备条件下,只有预期外的冲击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房地产财富不具有担保效应;从消费者行为金融理论可知,盈利和损失对消费者的影响是不对称的。随着我国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房地产财富效应日益凸现,为了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具有担保和非对称性效应,对我国房地产财富和消费进行经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房地产财富对消费的影响不支持恒久生命周期假说,基于房地产财富的消费市场存在流动性约束及"近视"现象,房地产财富对消费具有较为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和担保效应。     

因病致贫与缓冲效应的比较优势

当大病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占家庭非食品支出的比例超过一定门槛值时，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会增大因病致贫或返贫的概率。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4年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有效识别贫困家庭，探究因病致贫发生率。大病冲击使贫困发生率增加15%，总财富减少6.9%。我们还发现医疗保险、社会资本及民间借贷对因病致贫都具有缓冲效应。这三种缓冲垫具有各自比较优势：医疗保险对中低收入家庭或中高疾病风险家庭缓冲效应显著；社会资本的缓冲效应只存在中高收入家庭或高风险疾病家庭；民间借贷只对低收入家庭具有缓冲效应。因此，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应合理利用缓冲垫，提高大病冲击的抵御能力，降低因病致贫的发生率。     

我国税制结构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研究

税制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对1995—2014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测算,分析其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表明：劳动收入有效税率总体偏低,资本收入有效税率处于高位,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平稳上升;劳动收入有效税率东部地区最低、西部地区最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背离;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东部地区高、西部地区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契合;税制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各区域均当期即现,但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劳动收入税率变动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税率变动对各区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但作用大小不一。应充分认识税制结构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性,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税收体系和税制结构,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新一轮个税改革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

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是厚植内需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2018年个税改革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8年个税改革的整体消费激励效果显著;（2）税改优化了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显著提高了享受发展型消费和医疗保健支出消费比重;（3）税改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刺激效果存在异质性,受债务约束、年轻户主以及有孩子或有老人的居民家庭消费提升更为显著,而户主受教育程度低、健康状况不良和未婚家庭的消费促进效果不明显。     

启动中国消费需求的突破口选择

随着外贸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减弱,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启动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愈益加强。目前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出消费增长缓慢,消费结构有待提升,消费支出预期加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城乡消费水平悬殊等特点。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起因于支持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在逐步减弱,消费需求和有效供给的结构性偏差．体制改革对传统社会保障体制的冲击．以及信用消费的约束等等。启动我国消费需求的关键,是发掘和启动具有较大关联效应、能带动一批产业发展的新的消费热点,以此作为突破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作从住房消费、汽车消费和农村市场消费三个方面,对启动国内消费需求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住房及房价波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再估计——基于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

基于CHFS2011数据,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估计了住房及房价对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影响,发现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刺激了家庭的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消费,而对于无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了家庭消费。具体地讲,在整个消费分布上,房价上涨对家庭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U"型,而房价上涨对非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逐渐递减趋势。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城乡分布等变量都是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     

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的风险状态与控制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快速发展,地方投融资债务规模急剧扩张,各方面对由此引发的债务风险乃至可能出现的严重的系统性风险颇为关注。从实证分析角度出发,通过指标的测算,指出对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状况的基本判断,分析地方投融资债务增长的各方原因,提出债务总量控制标准,并归纳多种措施来缓解地方投融资膨胀的风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