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中地方政府缺位和越位问题研究

农地流转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我国地方政府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越位和缺位问题,原因在于我国农地产权主体模糊、地方政府过度的财政倾向、法律法规缺失等方面。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地方各级政府,应转变职能,构建稳定的农地流转制度环境;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提供政策和法律服务,从而建立完善稳定的农地流转市场。     

重庆市农地流转典型模式及其风险分析

农地流转是优化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主要途径。全国各地对农地流转模式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重庆市突破一般农地流转模式,形成了地方特色的九龙坡区"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会保障"模式和长寿区"股权+红利+工资"模式。两种模式本身存在不同的风险,成为影响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论近现代日本农地流转过程、政策和措施

文章从日本农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流转的角度,探讨近现代日本农地流转不同阶段的背景和过程;在此前提下分析了日本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政策和性质,农地流转在法制、农地流转主体、农地流转中介组织以及农户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措施经验。     

农业大省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与对策

农村土地流转是新一轮的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和关键，对于中部地区传统农业大省而言，当前推进农地流转的工作的关键在于：加大土地政策的宣传力度、完善与土地权能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程序和行为、发挥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引导和服务功能，为农地流转搭建良好的平台、因地制宜推广以种养大户、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流转模式，鼓励各种土地流转模式的创新。     

论土地社会保障职能及对农地流转的负面影响

土地承担了农村的基本生活保障、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功能 ,当今我国实行了与之相适应的“集体产权 +平均分配的土地使用权”的农地制度。这种农地制度和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制度层面和农民的心理行为方面产生的影响都不利于农地流转 ,导致无法建立高层次、大规模、市场化的农地流转机制。因此 ,必须积极而稳妥地改革农村现行保障制度 ,使农民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 ,从而促进农地流转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地流转中对农民权益保护的个案调查

本文以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为个案,对其农地流转进行了调研,对其农地流转的模式进行概括,并从农地流转中对流转主体进行确权赋能、流转客体建立耕地保护基金、流转中介组织的建立、尊重农民意愿和做好配套制度等对保护农民权益的有益探索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同时,根据农民权益保护应具有的系统性、层次性和递进性,指出了成渝经验有待延展的领域,并从农地流转中保护农民权益的视角对全国农地的合理流转提出了启示。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农地流转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并考察信息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农地转出的概率并显著降低了农地转入的概率,且对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对农地转入的负向影响,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从农地有偿流转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高收入水平和低农地禀赋的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两种途径影响农地流转。据此,提出加强农地流转互联网平台建设,制定差别化政策推进农地流转和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等政策建议。     

从“偏离”到“回归”：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农地流转定价机制构建

科学的流转价格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框架之下，对农地流转价格偏离的内在机理进行了理论阐释，对农地流转定价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深度剖析。研究发现：从利益相关主体看，农户分化导致了农地流转要价差异，转入主体差异引致了流转价格差异，政府干预诱发了流转价格高位失灵，中介组织实现了流转价格市场化；而理论指导缺乏、评估市场不完善以及定价方式不科学等问题造成了农地流转定价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地流转定价机制：遵循以“市场定价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原则，建立农地流转信息公开机制，加强事前事后流转价格监管，完善评估机制和价格调整机制。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与机制

文章利用中国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据此考察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三权分置”政策显著提高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在高城乡融合度地区、财政强省、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三权分置”政策通过提高农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以及城镇化共同推动了城乡融合;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地流转相互促进,农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能推动城镇化水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的城乡融合具备清晰的作用路径与完善的自我实现机制。     

农地资本化流转与农业投入研究

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瓶颈在于现有分散的、以家庭为主的农地经营模式以及与之匹配的、以农户为主且结构单一的农业生产投入机制不能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要求。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不变、加速农地资本化流转、促进农地规模经营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流转的最大意义在于以市场机制和农地经营权价值形式实现了农地流转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提高农地经营主体收益预期,激励和吸纳工商资本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全面建构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且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多元投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农业发展投入不足问题。     

“三权分置”改革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分析

农村稳,则天下安。为保护农民利益、合理利用农村土地,农地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可以流转。研究认为,"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推进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提升对农地量的保护;有利于稳定农地租赁关系,提升对农地质的保护。同时,我国农村土地大部分是细碎化的,因此应加强对互联网+农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平台的建设。     

农地流转的成本收益分析

农地流转主体在农地流转中都希望得到最大的正效应,即付出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本文运用数学模型,从农地流转主体中转入方和转出方的角度,分剐时农地流转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以此来分析农地流转中产生的社会成本和收益.     

江苏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调查

课题组对江苏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农民认知进行调查后发现,目前农地流转比例和规模都有较大提高,但农民参与流转的程度不深,对此问题的认知也不高,主体意识不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或制度的供给不足与模糊,应从农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国家公权力等方面进行法律的完善。     

我国农地流转驱动力的调查研究

经济驱动力是农地流转的主导驱动力,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是影响经济驱动力的两个主要方面;政策法规是决定农地流转的驱动力因素;科技是保障农地流转的驱动力因素;社会文化驱动力则是农地流转的"推进器"。由于农地流转各驱动力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为更有效的推动农地流转,就必须充分发挥各因素的综合作用。本文对重庆市农地流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农地流转的驱动力,为推动农地流转提供理论支撑。     

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及配套政策研究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是否科学、合理,对稳妥解决“三农”问题的影响极大。稳妥推进农地流转,是构建新型土地生产关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近年来,我国农地流转实施过程中一些问题依然突出,影响了流转效果,一些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并由于法制化、规范化程度低,农地流转的可操作性差,风险较大。正确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管理,完善流转配套政策和制度,有利于健全土地流转机制的措施,规范管理农地流转。     

土地银行:农地流转的新方式

土地银行在田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农村土地金融机构,在我国大陆农村虽然还处于探索阶段,却显示出促进农地流转的功能.本文从农村土地银行的概念属性、发展历史、运行模式、业务功能等方面,比较了发达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与我国的差异,分析了我国土地银行的特点和内涵,试图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农村土地银行的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银行,加快农地流转提供对策建议.     

内蒙古农地流转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了解农地流转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于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地大规模经营及政府服务于农地流转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内蒙古农地流转的规模偏小、流转形式多样、流转潜力较大,流转纠纷多以农户之间为主,而且存在农地流转市场及其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土地流转形式较单一、流转期限较短、土地流转规模较小、速度发展较慢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1988年宪法修正为标志，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经历了从“禁止流转、允许流转到放开流转”和由模糊不清到明确鼓励的过程。农村土地流转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到现今已经发展了近20年，但它的发展始终不顺畅，农地流转十分滞后。流转权利不充分、流转动力不足、流转机制未形成、流转条件受约束是农地流转缓慢的四大瓶颈。为了突破这四大瓶颈，我们必须坚持“所有权不干预流转权”、创造农地流转条件、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允许通过抵押等进行土地流转。     

农地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与创新模式研究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农地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行农地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形势的发展，它并不是中国农地制度的最优模式，其不足和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从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农村集体产权的主体有三种形式：乡（镇）、村、组三级，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土地产权主体不利于农村产权的稳定，农民也形不成有效的、稳定的预期，必然降低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第二，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不充分、不明确，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经营权从本质来说是一种使用权，可衍生出转让、转租、入股、抵押、收益等项权利。而作为具有使用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却只具有耕种权、部分的受益权以及极其少量的处分权，其权能是残缺的，导致了土地使用上的随意性以及土地流转的困难，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障碍研究综述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以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障碍为切入点,分析总结了阻碍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度障碍。主要体现为集体所有权主体虚位、农户承包经营权流转受限、行政权力的干涉、流转方式的杂糅与简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