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可达性、空间溢出效应与制造业集聚

以66个具有高铁客运站点的非中心城市为考察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高铁可达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有助于促进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提高。第二,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地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与其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水平。第三,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高铁带来的可达性改善能够对当地城市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产生积极的本地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高铁可达性改善不仅会抑制当地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同时也会对与该城市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高铁服务供给对省域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EG指数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在县级层面的制造业平均集聚程度,结果显示:从30个省份制造业平均集聚程度走势来看,2009年左右中国制造业整体空间集聚程度呈现逐年下降特征,空间扩散态势明显,但具有省际异质性特征;在测度中国各省份制造业分行业集聚程度基础上,通过手工收集各省份高铁日出行频次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服务供给对省域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高铁服务供给的增加对制造业空间集聚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促进了制造业的空间分散;进一步通过分行业考察发现,高铁服务供给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负向影响,大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行业。通过分时段回归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对实证结论进行稳健性测试,发现结论依然成立。     

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2003～2009

文章利用修正后的E-G指数测算了2003～2009年我国制造业28个产业的集聚系数,从时间、产业和地理分布三个维度深入分析制造业空间结构的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空间结构表现出集聚与扩散并存的特性;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制造业高度集聚的主导产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业正向中度集聚水平靠拢,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度逐渐变低;我国制造业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纺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制造业正向河南、辽宁、吉林、山西和黑龙江等地区扩散。     

外商直接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制造业集聚——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角度，分别应用SDM模型和GTWR模型，实证分析FDI、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全国而言，FDI和交通基础条件对制造业集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在地区间有明显差异，FDI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较弱；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存在典型的空间非线性递减效应，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影响略低于东中部地区。因此，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外资配套能力建设，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促进中国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破解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举措。     

空间集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两位数行业数据的再估计

提升制造业生产率关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1—2016年20个两位数行业数据,考察空间集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空间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生产率;门限回归表明二者间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空间集聚水平的提高导致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增强,但对劳动生产率则缺乏类似影响;分位数回归显示空间集聚的影响随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而减弱;空间集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有赖于推动制造业集聚以发掘空间红利.     

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服务业集聚指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并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和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制造业工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工资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不显著;地区分异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未呈现出明显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抑制了制造业工资上涨;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各地区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始终不显著。研究结论对降低地区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服务业集聚指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并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和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制造业工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工资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不显著;地区分异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未呈现出明显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抑制了制造业工资上涨;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各地区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始终不显著。研究结论对降低地区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破解新“索洛悖论”?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结合2011—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在使用工具变量、剔除政策干扰以及利用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正向人才集聚效应、负向脱实向虚效应和异质性的行业竞争效应,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化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非“僵尸企业”、非国有与非出口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东部地区与高网络效应地区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生产率赋能作用,应大力支持拥有高研发强度、“集聚型”人才结构的企业成为重要创新主体,并减少对效率型“僵尸企业”的政府补助。研究结论为破解数字经济时代新“索洛悖论”之谜、推动制造业由资源驱动型转向效率优先型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集聚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技术差异的视角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框架为基础,从理论上探讨了经济活动集聚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09年的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证实:我国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集聚,显著提高了我国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绩效;分行业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经济活动的集聚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最大;从不同所有制结构样本的估计结果看,外资企业的集聚对出口绩效的影响最为明显,同时企业技术复杂度的增加对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出口效应的发挥所产生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提升作用最低。     

进口品技术与中国制造业企业规模均匀分布研究：抑制或促进

进口品技术提升通过竞争效应、学习效应和依赖效应引致规模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创新产生差异性变化,对企业规模均匀分布产生抑制和促进的双重效应。研究就进口品技术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均匀分布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进口品技术提升会抑制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的整体均匀分布。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和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及国有企业中体现,但在东部地区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中,进口品技术提升会促进企业规模均匀分布。进口品技术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创新的提升作用随企业规模增大而增强,这是它抑制制造业企业规模均匀分布的主要原因。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进口品技术水平较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产品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强。我国进口品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加强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及国有企业的支持,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规模均匀分布,优化市场竞争环境。     

土地财政、房价波动与城乡消费差距——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的研究

在中国城乡消费差距扩大的过程中,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价格波动是重要的推动因素。本文在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99~201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土地财政与房价波动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考察了土地财政和房价波动对全国及区域层面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与房价波动间存在正向的相互作用,房价上涨促进了土地财政的增加,而土地财政增加反过来推动了房价上涨;(2)土地财政和房价波动对城乡消费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增强和房价上涨,会拉大城乡消费差距;(3)土地财政、房价波动与城乡消费差距间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土地财政与房价波动间的双向促进作用要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土地财政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则小于中西部地区。     

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双轮驱动还是双向抑制？

金融集聚和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可以从地理角度和经济角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研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及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较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金融集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风险管理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区域房价通过成本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两者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及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2005—2017年长三角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显著提升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高度化指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明显,两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不显著。从空间效应分解来看,制造业集聚以及协同集聚能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本地及周边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均有正向推动作用。功能型服务业集聚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于"两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     

新经济地理、比较优势与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简

本文分析了近期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并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剖析了内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由东部向中西部的制造业空间扩散逐渐明显,涉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及部分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要素成本变化并不是驱动产业扩散的明显原因,集聚外部性的变化才是原因所在。引起多数产业空间扩散的主要原因是同行业企业的激烈竞争,而且拥挤效应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体现更为明显。本文结果再次说明比较优势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适应性,一国之内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变化,而是集聚外部性的作用。     

新经济地理、比较优势与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近期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并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剖析了内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由东部向中西部的制造业空间扩散逐渐明显,涉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及部分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要素成本变化并不是驱动产业扩散的明显原因,集聚外部性的变化才是原因所在。引起多数产业空间扩散的主要原因是同行业企业的激烈竞争,而且拥挤效应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体现更为明显。本文结果再次说明比较优势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适应性,一国之内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变化,而是集聚外部性的作用。     

技术密集与制造业集聚：一个基于中间厂商博弈的分析

本文针对我国制造业表现出的技术密集与空间集聚之间的显著正相关性,从技术密集差异的视角发展了一个厂商区位选择模型,以分析技术密集程度影响制造业集聚的作用机制。模型分析显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更加倾向于空间集聚,并且存在循环累积（CC）的趋势。     

互联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新时代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可以从人才和技术角度分析互联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驱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做进一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对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对不同制造业影响程度不同,互联网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依次增强,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影响机制来看,互联网通过激活人力资本带来人才效应和加强技术创新推动着制造业的发展,为制造业带来了人才和技术“双重红利”;对比来看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要强于人力资本中介效应,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都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发挥作用最大,即互联网及其中介效应的影响存在技术偏向性。     

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基于制度创新的维度

自贸试验区试点政策以其独有的制度创新基因引领要素集聚,聚焦“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会对区内的产业协同集聚产生影响。结合2008—2018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能够促使区内产业的协同集聚;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自贸试验区能通过对外开放制度创新、财政补贴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促进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税收优惠制度创新机制对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自贸试验区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效果对处于不同地理区位、行政等级不同的城市具有区域异质性,自贸试验区对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促进效果具有行业异质性;空间溢出视角下,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会对相邻地区和经济水平相似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存在先抑后扬的“U”型影响。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简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