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公共管理”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思潮，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有重要启示，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分析了“新公共管理”产生的背景、模式、主要内容和观点，最后提出关于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建设性意见，旨在有力推动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作用

新公共管理是在西方特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已在相当程度上改进了西方公共管理的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公共服务的要求。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如何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已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迫切问题。以市场为导向的西方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因而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价值冲突与制度变革——西方公共行政模式转型中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新公共管理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从西方开始兴起的新的行政模式,作为传统的行政模式的替代者,与之存在内在的价值冲突,由此催生出制度上的不断变革。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是其公共行政制度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不无借鉴意义。     

浅析物权法之登记要件主义

物权登记采取哪种模式历来是理论研究的焦点,2007年10月1日将要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最终确立了以登记要件主义为原则、登记对抗主义为补充的物权变动公示方法。登记要件主义来源于德国,但是我国的物权法在制定过程中灵活地结合了国内实践。从理论上讲,我国的物权法存在选择登记要件主义的必然性,然而实践中存在的某些特殊问题却必须通过登记对抗主义才能较好地解决,这就构成了登记要件主义的例外,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中国行政审判模式的重构——以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融合为背景

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大行政审判模式走向互相融合已成为大势所趋。在这种模式融合的大背景下,我国现行的强职权主义行政审判模式日益显示出其与生俱来的弊病。我国未来的行政审判模式既不应是当事人主义,也不应是职权主义,而应选择职权当事人主义,并按照此种模式对我国行政诉讼有关制度进行重新设计。     

回归凯恩斯主义给我们的启示

进入21世纪之后的西方经济呈现明显的衰退现象,特别是到2008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深陷危机。在西方社会的经济理论界许多有识之士呼吁回归凯恩斯主义,以解决美国及全球面临的经济问题。中国有效地应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使中国经济在30多年的时间内健康平稳地增长,这一世界经济的奇迹,给世界带来了启示。     

公共行政的利已主义倾向与矫正对策

国家行政机关中存在的利已主义倾向及这种倾向没有受到有效的遏制导致了行政行为对行政目标的背离。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所暴露的“经济人”的特点和“私欲”的偏好选择,以及政府部门的扩张和寻租行为往往导致政府行政的失败。公共行政环境的好坏,对公共行政有着极大的扶正压歪的制约力。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特殊主义取向及其价值重构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做人以礼、为政以德,儒家通过内省的方式来实现仁、礼、德的有机结合。儒家管理思想偏重于特殊主义取向,具体表现为爱有差等的仁、等级分化的礼和流于形式的德,其带来的不良后果是自由的窒息、平等的缺失和法治的无效。故此,儒家的管理思想若要为人类"超越现代性"而提供更为有益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启迪,则需从特殊主义走向普遍主义,并与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有机的融合。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合一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已经进入实质阶段,使得我国的民商事立法体系必须作出重大选择：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从当前存在的商事立法模式优劣分析的基础上,从我国经济发展、立法传统、与现存法律体系协调融合等角度考虑,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合一立法模式。     

凯恩斯主义适用的制度条件及其它

无论是从基本概念还是原理来看，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分析对象都是发达的市场经济，这就决定了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所适用的也只能是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现阶段，误用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无论从改革还是发展来看，都具有严重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