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

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导致家庭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不均衡,同时农村中分家习俗造成了土地的琐碎化,而家庭人均土地占有量的减少将进一步加速土地的琐碎化,进而使农民种粮增收的空间进一步缩减。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一定程度上实现种粮收益的增加。由于目前大部分农民并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于是那些可以保留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土地流转方式将有利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一节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十二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民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第十三条发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发包本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体使…     

应注意消除土地承包中不稳定的因素

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围绕土地公有形成的一种责任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自我完善,也是稳定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然而,当前农村不少地方的土地承包关系,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增加了农民的思想疑虑和对基本政策的不稳定感。这主要表现在:     

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现就家庭承包中法律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介绍如下。 一、保护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 (一)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有承包土地的权利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     

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农户经营发展面临的改革与选择——完善农村双层经营机制研究

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农户经营发展面临的改革与选择——完善农村双层经营机制研究袁克忠（执笔）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中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这一改革大大推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它的巨大优越性和伟大功绩是举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正确认识和使用自己在土地上的权利

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而由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作为集体土地的管理者(或代理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上应享有什么权利,在农村基层并没有搞清楚。因而出现了许多超越权限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问题。本文依据党的农村政策和法律法规,重点论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承包经营、土地调整、土地流转、土地补偿费使用上的权限,以规范其管理行为,维护农民权益,保持农村稳定。     

家庭承包制下土地功能的实证考察与农地经营制度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功能表现在多方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按照其内在的获利冲动，就是要获得要素报酬，这是土地的经济功能；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它要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保障，土地与劳动相结合可以为劳动者生产出足够的信物，这是其自然特性，同时对国家而言，土地还是一种社会稳定的工具，它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土地的非经济功能。土地的经济功能和非经济功能的统一是其内在功能的体现。而农民家庭承包土地的功能是在土地一般功能基础上异化为土地的经济功能和保障功能。首先，现阶段土地为农民提供一种生存保障，农民没有明确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的基本生存收入来源依靠土地。土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证明它足以胜任农村的社会保障职能。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和资本，技术，劳动力一样，它又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作为生产要素投放到生产当中，必然要取得相应的经济报酬。土地是农民致富的基本生产资料，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经济功能。土地的这两种功能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不同的，首先土地的保障功能是经济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条件，对于农民而言，只有他们的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才有可能把土地作为一种要素进行生产，从土地上获得一种高效的经济回报。反过来，土地的经济功能又决定着保障功能，土地的经济功能是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核心。因此，如何能最大限度发挥农民家庭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是我们对现行土地经营制度设计的核心。     

无地农民“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层次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地权固化局面的逐步形成，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之际，如何保障无地农民的权益就成为事关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维系、集体土地所有制优势的体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维护的一项大事，然而，集体经济组织掌握的依法可用于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数量有限，土地大调整被禁止，土地小调整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故而，根据不同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的实际情况，在条件适宜的集体经济组织采取“以权代地”的“赋权”方式保障无地农民权益就成为一种新的选择。本文首先分析了“赋权”机制内在权利构成包括：粮食分配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股权、集体公益性岗位优先就业权、创业扶持权与养老保险权。其次，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分为三个层次：低层次——生存型权利层次；中层次——发展型权利层次；高层次——自我实现型权利层次。再次，构建无地农民“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层次选择意愿因素指标体系。基于四川、重庆、湖北的834份外业调查问卷，选择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受访者关于无地农民“赋权”机制内在权利层次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职业、村庄有无债务负担对农民关于无地农民“赋权”机制权利...     

关于土地及集体经济主体问题的思考

关于土地及集体经济主体问题的思考蒋国彩一、土地及集体经济主体问题是农村改革自始至终未解决的问题农村改革从土地的两权分离及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权下放开始，至农民家庭经营单位产生，解决了调动农业生产者积极性这个首要问题。但没有改变的是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集体经...     

什么情况下可以调整收回农民承包地？

我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农民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依法赋予的，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和非法剥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在具体执行中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     

小农经营、功能转换与策略选择——兼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基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正确处理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关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中国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所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图厘清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发展的经济学含义,分析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两分法"的可能性缺陷,由此揭示农业多功能拓展态势下农户经营及其转型的可能性图景;进而在把握家庭经营全球性趋势的基础上,构建小农经营及其转型发展的逻辑线索,重点阐明中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文章认为,与美国农户大规模经营及其自我服务、日本农户小规模经营及其生产性服务内卷化不同,中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是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并由此将小农经营卷入分工经济。     

失地农民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基于珠江三角洲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珠三角地区失地农民就业情况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失地农民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以及非农就业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家庭收入以及集体经济分红收入等非劳动收入较高是失地农民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而对于非自愿性失业的失地农民,年龄、健康和非农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低下是他们未能就业的主要原因。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及其路径选择——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是林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实现耕者有其山这一公平公正的社会理念,是明晰林业产权的一条主要途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合林业生产经营特点、农民自治和自主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形成规模经营,寻求一条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路径,是集体林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坚持社会主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大方向——评析土地私有化的四个错误观点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坚持“统分结合”发展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客观评析了主张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的四个错误观点:评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的观点,认为法律对土地集体所有权作出了非常清晰的界定;评析了“土地私有制是农村土地改革方向”的观点,认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通过永久性地固化原有的家庭土地承包关系来搞农村土地私有化,无视和否定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应注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思想;评析了“农村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更为富裕”的观点,认为私有土地的自由买卖并不能使农民实现权利与结果的公平,绝大多数农民也不可能通过农村土地私有化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富共享;评析了“‘一田两主’制度是农村土地改革有效途径”的观点,认为这一论断是通过实际架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来变相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     

农业事权划分研究:国外经验与启示

[目的]清晰划分政府间农业事权,尤其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开展农业事务管理的普遍做法。通过分析国外发达经济体关于政府间农业事权划分的经验,可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农业事权划分提供参考与借鉴。[方法]文章采用文献梳理、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等方法,梳理分析了美国、欧盟、德国、日本等国外发达经济体关于政府间农业事权划分的基本做法,提炼了相关经验,形成了相关启示与建议。[结果]国外发达经济体政府间农业事权划分的经验主要有:一是清晰地界定政府间农业事权,明确各自职责;二是采取立法的形式划分农业事权,将农业事权划分法律化;三是明确了农业事权划分的原则与思路;四是制定了强有力的财政支农政策,持续加大农业投入。[结论]对我国政府间农业事权划分的启示与建议主要有:一是加强农业事权划分理论研究;二是依据国情统筹开展农业事权划分;三是切实推进农业事权法制化;四是努力保障农业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五是持续加大农业投入等。     

Effects on poverty and equity of the decline in collective tank irrigation management in Tamil Nadu, Indi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cline in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local commons and the impact of this declin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a village and household data set collected in 1999 in Tamil Nadu, India, where tank irrigation systems are managed collectively for rice cultivation by informal water users' organizations. Our statistical analyses find that one major reason for the decline in collective tank irrigation management is the dissemination of private well irrigation systems. Once the decline has occurred, our analyses predict that the gap in rice yields between farmers who have access to private wells and those who must rely solely on tanks will widen, with only the latter group suffering lower yields. Our analyses also find that the same pattern holds for levels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because the affected farmers cannot sufficiently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their rice income by diversifying their income sources to agricultural labor or nonagricultural work. In this way, the decline in collective management results in greater inequality and poverty.     

The nexus between gender,collective action for public goods and agriculture: evidence from Malawi

Across the developing world, public goods exert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local rural economy in gener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welfare outcomes in particular. Economic and social‐cultural heterogeneity have, however, long been documented as detrimental to collective capacity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In particular, women are often underrepresented in local leadership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s are young adults and minority ethnic groups. While democratic principles dictate that broad civic engagement by women and other groups c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local governance and increase public goods provisi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se hypotheses is scant.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theoretical model highlighting the complexity of constructing a “fair” schedule of individual contributions, given heterogeneity in costs and benefits that accrue to people depending, for instance, on their gender, age, ethnicity, and education. The model demonstrates that representative leadership and broad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an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heterogeneity on collective capacity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Malawi, combined with geospat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are used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and to estim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capacity for public good provision and community median estimates of maize yield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per capit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leadership and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terms of gender and age,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by women and young adult in community groups,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heterogeneity and increase collective capacity, which in turn improves agriculture productivity and welfare.     

辽宁省集体林权改革与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调查报告

基于对辽宁省8个县(市)340户林农的调查数据,从林木生产与林下经济2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分析辽宁省集体林权改革后林业社会化服务供需情况。结果表明:林改后辽宁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现有的林业服务机构的服务范围过小、林业合作组织数量太少、林业社会化服务的资金投入不足。鉴于此,提出在林木生产与林下经营过程中如何建立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林地经营模式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效率比较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利用2013年和2014年辽宁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项目调研的地块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林地经营模式对农民自投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同时,还考查了产权因素、政策因素、地块及农户特征对效率的影响。同时,还利用两阶段方法处理了农户数据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林地经营薪柴林、用材林、林下经济有助于提高劳动投入产出效率,而林地经营农作物会降低劳动投入产出效率。因此,建议进一步明晰产权、促进林下经济的发展、加大林资补贴、促进要素投入的合理配置,以期提高农户经营林地积极性和劳动力生产效率。     

农户认知视角下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京山县为例

研究目的:对农产品主产区湖北省京山县农户农地流转的认知状况进行分析,并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1)农户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其农地流转决策,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其是否愿意流转土地,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理性选择的结果;(2)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中,愿意永久定居城镇,认为农地撂荒有限制,向往城镇工作机会多、收入高的农户,更愿意流转农地;(3)对农村未来生活预期程度高,认为集体福利及国家补贴重要的农户,农地流转意愿较弱。研究结论:(1)主动听取农户意见,尊重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在经济预期上对流转农户进行合理的补偿;(2)鼓励农业大户在农业生产中引进新的技术和耕种方法,并积极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农村闲置劳动力就近转移;(3)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构建高效、公开、便捷的就业信息平台,推进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4)健全农村农地法规制度体系,建立农村土地处置管理平台,对农地撂荒等不良现象从法律层面上严格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