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金砖四国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跨国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SVAR模型,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与金砖四国的汇率、产出和通胀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推动了人民币的升值,且较之于巴、俄、印三国,该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正向冲击更加明显;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对巴、印、中三国的产出水平构成了负向冲击,同时该政策对中国产出水平的负向冲击更加持久;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对金砖四国的通胀均构成了正向冲击。文章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量化宽松政策对金砖四国的汇率、产出和通胀产生了显著影响,但由于四国在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影响对四国而言也不尽相同。     

“金砖四国”股票市场间相依结构分析

金融市场间的相依关系及其结构分析是金融风险测度、资产组合管理等金融理论和实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基于线性相关系数是难以正确刻画非线性条件下金融资产间的相关结构,特别是尾相依关系。为研究"金砖四国"新兴股票市场间的相依结构,文章构建了一个混合Copula模型,对"金砖四国"股票市场间的相依结构进行建模分析,并将结果与单一阿基米德Copula模型进行了比较,表明混合Copula模型既能保留单一Copula模型的特性,更能灵活、全面地刻画变量间的相依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样本数据期间,"金砖四国"股票市场间存在非对称相关关系,相依结构上存在差异;中国上证综指波动较为剧烈,与其它三国指数间以下尾相依为主;巴西、印度、俄罗斯三国股指间的相依结构相似,联动相关性相近,并无显著的下尾相依关系。     

利率、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主要内容围绕利率、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展开研究,主要内容分析了目前国内外研究学者针对利率市场、汇率市场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分析了不同观点,最后提出目前三个市场协调发展的问题,最后针对利率市场、汇率市场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瓶颈提出协调利率、汇率和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的努力措施.     

我国股票市场行业板块流动性的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十大行业板块之间的流动性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不同行业板块之间的流动性溢出效应在方向和影响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各行业板块流动性对来自自身的冲击反应最为强烈;能源、材料、工业、金融、电信服务等行业板块流动性变化对其他板块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可选消费、日常消费、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公用事业等板块流动性变化对其他板块流动性具有显著溢出效应,但在方向上存在差异;可选消费对电信服务,日常消费对能源、材料、工业和电信,医疗保险对能源、日常消费,公用事业对日常消费、医疗保健均未呈现显著的溢出效应。     

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间流动性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动态特征

利用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数据,研究了两市间流动性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动态特征、两市流动性的相关关系以及宏观变量的冲击对两市流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股市与债市的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两市场间的流动性溢出效应具有非线性动态特征;宏观变量的变化显著影响两市的流动性且在市场低迷、流动性不足时期影响程度更大;不同状态下的宏观变量冲击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跨市场投资转移。     

实证研究中国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

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加快了金融化全球化与自由化进程,同时我国也对人民币汇率体制进行了改革,以及企业股权分置的改革,进而加强了中国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信息流动与交流。文章以小波多分辨分析方式对中国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金砖国家股票市场有效性比较研究

股票市场作用的发挥程度依赖于其有效性的高低,而股票市场有效性问题更多的表现为一个实证问题,即通过构造模型检验其是否有效.通过对金砖国家股票市场有效性进行实证比较研究,采用单位根检验、游程检验等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研究结论:金砖国家中的中国、巴西、南非的股票市场达到了弱式有效,而俄罗斯和印度的股票市场则是完全无效的.     

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风险溢出效应

文章基于沪深300指数和中证公司债指数的日收益率数据,通过GPD-Copula-CoVaR模型,对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之间的风险相依性和传染性进行了测度分析,以期为金融市场和机构的投融资策略和风险防控政策提供相关依据。具体而言,从风险相关性的角度基于GPD-Copula模型来探讨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之间的相依性,从风险传染性的角度基于CopulaCoVaR模型来研究了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之间存在显著的上尾非对称相关关系,且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之间存在非对称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股票市场对公司债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相对较大。最后,针对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的金融风险特征,分别从风险机制、政府监管和政府政策等层面提出了风险防控和危机救助方面的建议,以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控制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和扩散。     

碳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研究碳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深层次揭示其中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对于有效防范碳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构建溢出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捕捉中国碳市场与电力、材料、房地产、工业、金融、传统能源、新能源等股票板块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强度和方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复杂网络视角构建“碳-股票”系统的风险溢出网络,识别风险的中心与演化。结果表明：碳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风险溢出,碳市场是各股票板块市场的风险净接收方,但不同板块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其中新能源市场的影响最大。在宏观经济波动和有关政策出台时,碳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也会发生波动;工业板块市场是“碳-股票”系统的风险中心,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股市月份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滚动样本检验的方法，全程考察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月份效应。并运用基于广义误差分布的GARcH模型，以提高拟合精度，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中国股票市场三、四月份收益显著为正，且为全年最高值；九、十月份收益显著为负，存在“春涨秋收”现象；早期显著为负的十二月份效应近年来逐渐消失。这些都是与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特征紧密联系的。     

中国股市溢出效应

研究了中国A股市场、B股市场和H股市场的市场分隔和信息溢出效应。递归协整分析结果表明:3个股票市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与其他市场存在长期关系,且市场分隔并没有因政策变化而消失。溢出指数分析结果表明:在平均水平下,H股市场向A股市场和B股市场有净溢出,B股市场向A股市场有净溢出,这支持了境外投资者拥有更多信息的假说;动态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平稳时期,A股市场拥有更多信息,金融危机期间出现B股市场和H股市场向A股市场的金融传染现象。     

中国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DCC-MGARCH模型的分析

近年来,DCC-MGARCH模型已经被成熟地运用到对一些金融市场间关系的研究中,运用DCC-MGARCH模型对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动态相关系数进行研究,采用全局综合与局部分析的方法,刻画上述两金融市场间相关系数的动态时变特征,结果表明：采用DCC-MGARCH模型对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关系的研究是有效且可行的。     

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几个认识问题

我国股票市场在争论中产生，也在争论中发展和成长，80年代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争论，90年代初期要不要股票市场的争论，90年代中后期规范与发展的争论，最近关于股票市场是成就为主还是一团漆黑的争论，以及以于国有股等深层次问题的探讨，争论的题目和内容都在不断深化。     

P2P网络借贷市场对资本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

构建Copula-GARCH模型,并利用2013—2016年中国P2P网络借贷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日收益率数据,实证研究了P2P网络借贷市场对资本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显示:P2P网络借贷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跷跷板"效应,与债券市场之间呈现出较弱的联动效应;P2P网络借贷市场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上、下尾部相关性均很弱,风险溢出效应不显著。结论表明:在确保金融系统稳定的同时,中国可以适度发展P2P网络借贷行业。     

我国股票市场指数与国际股票市场主要指数的联动性研究——基于协整分析

本文对2002—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与国际主要股票市场的每日收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相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了上证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分别与香港恒生指数、道.琼斯指数、日经225指数、法国CAC40指数和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之间存在相关、协整关系。进一步研究我国股票市场与国际股票市场的联动性,结果表明,国际股票市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表明中国股票市场日趋成熟,逐渐与相对完善的国际股票市场接轨。     

International Evidence for Return Predictabilit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Long‐Run Covariation of the G7 Stock Markets

Abstract. Temporary fluctuations of the US consumption–wealth ratio do not only predict excess returns on the US but also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s at the business cycle frequency. This finding is the reflection of a common, temporary component in national stock markets. Exposure to this common component explains up to 50% of the pairwise covariation among long‐horizon returns on the G7 stock markets for the time period from 1970 to 2008. This latter finding is less pronounced in the post‐1990s period.     

中国与国际大豆期货市场波动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采用多元GARCH(MGARCH)模型,研究中国、美国和日本大豆期货市场的相关性和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样本研究期间,大连、芝加哥和东京大豆期货交易市场之间存在正相关,大连大豆期货市场与芝加哥大豆期货的相关性要小于东京谷物交易所大豆期货与芝加哥大豆期货的相关性;大连、芝加哥和东京大豆期货交易所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在三个市场中,大连大豆期货的新息冲击和自身波动溢出值最小,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与目前大连期货市场受管制和相对封闭等因素有关;三个大豆期货市场市场均不存在波动持续性。     

Foreign News and Spillovers in Emerging European Stock Markets

We analyze foreign news and spillovers in the emerging EU stock markets (the Czech Republic, Hungary, and Poland). We employ high‐frequency five‐minute intraday data on stock market index returns and four classes of EU and US macroeconomic announcements during 2004–07. We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 of each announcement from its market expectation and we jointly model the volatility of the returns accounting for intraday movements and day‐of‐the‐week effect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intraday interactions on the new EU markets are strongly determined by mature stock markets as well as the macroeconomic news originating thereby. We show that strong contemporaneous links across markets are present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macroeconomic announcements. Finally, in terms of specific announcements, we are able to show the exact sources of macro news spillovers from the developed foreign markets to the three new EU markets under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