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第二悖论”及其破解--制度变迁中交易费用范式的反思

诺思的国家悖论被经济学家所熟悉，而他用交易费用分析制度变迁时的悖论却很少被人们所注意。诺思认为交易费用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同时，诺思也指出长期中交易费用是在不断增长。这种短期内交易费用的下降和长期内的增长构成诺思的又一悖论一诺思第二悖论。诺思第二悖论不仅仅是诺思的悖论，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分析范式的悖论。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我们需要新的选择和新的思路。     

房地产调控别导入"诺斯悖论"

关于什么是别墅，别墅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日前，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出台对“别墅”的准确界定，并对高档住宅和别墅用地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对于独门独户型的豪宅，更是用上了“严禁”的字眼。     

构建和谐制度的经济学思考——基于“诺斯悖论”的分析

制度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体现,更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文章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了制度体系不和谐的原因及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构建和谐制度的相应对策。     

诺斯与格雷夫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道格拉斯.诺斯和阿夫纳.格雷夫是当代西方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主要学者。本文系统总结和对比了诺斯和格雷夫在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的主要思想,分析了他们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并指出了今后研究的可能走向。     

对“诺斯悖论”及其方法论的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二重性理论

“诺斯悖论”现象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具有局限性,对它的批判需要追溯到方法论本身,即揭示个人主义方法论在进行制度分析时的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国家二重性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阐明了国家阶级性与公共性之间本质与表象的关系,对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作用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分析,指出国家能否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国家经济治理公共性与阶级性的一致程度。“诺斯悖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矛盾,而不是什么悖论。国家二重性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应用和细化,对认识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关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有观点认为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范式为基点。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它属于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修正的经济人假设；二、非零交易成本假设；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的继承。     

土地市场化路在何方?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通过对2003—2008年23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严重阻滞了土地市场化进程。在土地财政模式等相关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不仅无法承担起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其具体行为模式还会使土地市场化改革面临着更大阻力。中国土地市场化进程的根本出路在于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换,这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微观土地市场主体的自身努力程度。     

“诺思第二悖论”及其新破解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降低作为经济运行的"摩擦力"的交易费用。理论上,交易费用会随着一国制度的进步和完善而降低。但是,据瓦利斯和诺思测算,美国自1 870年到1 970年的1 00年间总量交易费用占GNP的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高了。这种理论(随着制度的进步交易费用应该越来越低)与实际(测量到总量交易费用越来越高)的矛盾被称之为"诺思第二悖论"。瓦利斯和诺思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并非交易费用的全部,表面上测量到的总量交易费用上升了,但"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是下降的,即是说,随着制度的进步,不仅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下降了,理论上的总量交易费用也是下降的,所谓"诺思第二悖论"是不存在的。     

“潜规则”与中国王朝循环的经济根源——一个交易成本的视角

文章在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内探讨了影响制度变迁的动力和阻力,强调了制度的内生性质,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资源约束制约制度变迁的假说,以此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流行的潜规则现象,并透过该现象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对外开放为我们打破恶性循环提供了可能,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工业化战略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制度变迁影响深远。     

供应链的交易成本分析及供产双方的博弈

本文通过传统供应链中供应商和制造商的讨价还价模型分析,论证了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不同,造成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不同,从而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也不同.制造商可以通过与高质量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的诚信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减少为讨价还价消耗的交易成本,同时也减少了双方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与纵向一体化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6—2009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并对交易费用进行细分,实证分析了不同的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对纵向一体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管理性交易费用、资本市场交易费用和商品市场交易费用是显著影响企业纵向一体化行为的重要因素;资产专用性与纵向一体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企业关系分析的供应链交易成本研究

企业竞争模式逐渐被供应链竞争所取代,原来作为企业竞争力量的供应商和购买者现在成为了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然而作为不同的独立个体,上下游企业间存在交易成本,且构成了供应链组织间成本的最主要部分。通过对影响交易成本因素的分析,研究供应链中的企业间关系对交易成本大小的影响,进一步将广义的交易成本中作为质量保证价值活动的部分分离出来作为关系成本独立研究。以期秉承战略成本管理和系统管理的思想,通过付出关系成本更大幅度的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整体供应链的价值和竞争优势。     

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比较分析

作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存在着共识,但是,兴起于公共选择理论之后的交易成本政治学增进了对政治领域的交易及制度的理解,弥补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不足。换言之,交易成本政治学提高了对于政治世界的理解水平。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比较分析,厘清二者之间的共识与差异,有助于辨析政治学和经济学整合发展的趋势。     

基于交易费用的物流外包机理研究

物流外包是界于市场和层级之间的混合形式。通过物流外包企业可以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运作效率。物流外包成本由采购成本和交易费用构成。借鉴威廉姆森的启发性模型分析发现：只要资产的专用性不超过一定程度（文章中K^＋点），则市场交易就有着明显的优势。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剧以度合作竞争的发展，交易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提高，企业昔日的纵向边界不断被市场所取代。在新旧边界之间就成了物流外包的最佳区域。     

The Williamsonian Ambiguity on Authority and Power i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Power has traditionally been rejected from economics and more particularly from the economics of the firm. Although he proposes build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firm, Williamson rejects power from the economics of transaction costs. However, regarding the theoretical and behavioral hypotheses he makes, we can raise the following question: does the Williamsonian approach to the firm have intrinsic properties for developing a theory of power? After analyzing Williamson’s argument on power/authority, this paper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fact that the 2009 Williamson, Oliver E. 2009. “Pragmatic Methodology: A Sketch, with Applications to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6 (2): 145-157.[Taylor &; Francis Online] , [Google Scholar] Nobel Prize winner has built a theory based on power that he rejects due to a questionable methodological choice. Conversely, we defend the thesis according to which power cannot be removed from the economics of the firm and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at the risk of providing a distorted picture of the reality of capitalism.     

交易费用和制度变迁的分析与启示

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都涉及到经济生活中的具体操作方面,比如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问题。中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必须考虑到资源优化配置、改革成本和经济运行效率,而且更应以此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尺。这些又与特定的制度安排有着内在联系,因此,只有认真研究交易费用和制度变迁的相关问题,才能保证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