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1978-2009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显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通过盘存法和受教育年限法测算我国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分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误差修正（VEC）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手段研究三者之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短期内经济增长要依靠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人力资本贡献相对较小,但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持续显著的效应。因此,我国应平衡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VAR模型的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脉冲响应分析以及方差分解,研究分析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从人力资本角度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具有滞后性,在短期内效果微弱而在长期内效果显著;而从物质资本角度看,物质资本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显著;但在长期内却效果微弱,甚至带来负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协整理论的实证分析

采用单整、协整等计量方法对1978年～200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得出结论:FDI、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FDI、人力资本和国内资本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且FDI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当前应正确认识FDI的影响,大力发展教育,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国内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人力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以中国1978年～2010年数据为例

通过永续盘存法对我国1978年～2010年物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结合学历权重法与受教育年限法来度量1964年～2010年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建立总量生产函数与人力资本函数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并运用2SLS与3SLS方法对其进行估计.结果发现,物资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最高,而人力资本存量与实际利用外资的贡献度与大体相当,同时生产型劳动力是人力资本形成时最重要的因素.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通过测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中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并利用现代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建立了三者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GDP、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虽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仍要依靠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物质资本，而且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因此，我国应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中国外汇储备长期增长趋势预测

考虑外汇储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可能发生变化,本文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外汇储备之间的关系做了协整分析并检验了其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基于指数模型对外汇储备的增长情况做了预测.研究发现我国外汇储备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形成协整关系,并且原有关系在1987年发生改变;使用1987-2006的数据拟合了指数模型,并对2007年外汇储做了验证性预测,对2008年外汇储备情况做了预测;对研究结果做了分析后,认为削减外汇储备应当审慎.     

我国出口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研究

出口贸易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将决定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本文根据我国1980～2006年的数据对出口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出口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行了协整分析，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两者的动态关系。本文的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在短期内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但在长期内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成渝城市群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基于扩展MRW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的实质是资源要素结构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凸显了要素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通过扩展人力资本MRW模型,构建了包含教育投资、健康投资以及产业结构的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探索性地对成渝城市群要素结构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中的教育投资对成渝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较大,而物质资本由于其过多的存量积累而呈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弱;人力资本结构中的健康投资受总人口死亡率小幅上升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负效应。因此,成渝城市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通过改善提升人力资本结构的投资质量,使之与物质资本存量和产业结构形成最佳匹配比例,共同推动其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转型期教育平等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为了系统探究中国转型期教育平等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结合内生增长理论模型考察教育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采用1978-2004年时序数据对二者关系进行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教育平等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教育平等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教育基尼系数每降低1％，GDP将提高2．8％；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二者之间的调整机制将以-0．14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二者内在传导机制是，提高教育平等程度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最终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进口设备、人力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新贸易理论认为,内生于进口资本品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技术溢出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采用中国1978～2005年的进口设备数据对进口资本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进口设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是进口设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的影响.同时,地区间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的差异使得进口设备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     

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教育)与经济增长存在多种关联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卢卡斯途径)的途径,而且可以通过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尼尔森—菲尔普斯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在中国工业化中级阶段,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更突出,且高级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尼尔森-菲尔普斯途径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由不同阶段的人力资本驱动,即初等教育驱动着中国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经济增长,中等教育则驱动着中国工业化中级阶段的经济增长。研究还表明,虽然物质资本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经济阶段性转变中并未显著变化,但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非常大。因而,延续人口红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共同要求针对不同层次人力资本(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分别采取政策,提升人力资本,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实证研究简

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引入MRW模型中并对其进行拓展,从理论上分析了教育人力资本及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作用机理,同时运用2000-2012年全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健康人力资本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结果并不显著.因此,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根据各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构建合理的人力资本结构,完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为人才合理流动创造有利条件.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和人力资本存量在1990-2009年出现了双提高的局面。农村人力资本相对存量分布呈现较强的东西部空间梯度,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这种较强的东西部空间梯度能够解释农业生产率的区际差异和农村劳动力流动。     

中国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研究综述——2000年～2009年的研究

农村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低、低教育收益与人力资本收益外溢、教育投资不足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不健全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对2000年～2009年国内学者有关中国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建议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医疗卫生保健、培训、迁移和“干中学”等农村人力资本生成途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运行机制的构建,以及城乡统筹完善农村人力资本及其效应提升制度和配套改革.     

从人力资本角度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区域收入差异的影响

从人力资本角度，运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国各地区不同年份的劳动力受教育状况。运用聚类和线性回归法分析了近20多年来中国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开发力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提高其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实现国土经济平衡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Sweden 1870–2000

This paper presents newly constructed series on human capital in Sweden 1870–2000. The estimates are based on enrolment in different forms of education, stretching as far back as 1812, and the size and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within age range 15–65 years. The secular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has closely matched the long-term trend i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nd both grew at a rate of 2.4% annually. Our estimate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e data attributed to Sweden in the international short-cut estimates of human capital for the period since 1960. The basic question addressed is about causality: whether human capital causes economic growth or if causality goes in the other direction. We address this problem with modified Granger-causality tests. 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changes in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have in a systematic way preceded changes i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up to the 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1970s. This allows us to conclude that human capital has been a causal factor in Swedish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industrialisation. However, after 1975, the growth of human capital has not been able to match the demands of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time series of human capital stocks as well as average years of schooling for Sweden, 1870–2000, are available at: .     

教育、知识发展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近年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活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本文在卢卡斯和琼斯等人关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模型推导结果表明,平衡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通过研究与开发活动导致的新知识、新技术的积累.平衡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于知识和技术积累的速度,知识和技术积累的速度又快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教育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的方式,知识的发展需要研究和开发活动.为了实现快速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政府应重视教育和研究与开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