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了1978—2013年安徽省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城镇化与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与工业化之间均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城镇化与工业化互为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对来自工业化的随机扰动具有正的效应,工业化对来自城镇化的随机扰动先有正的效应,后有负的效应;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工业化对金融发展的贡献要比城镇化大。     

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证研究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信息化分别与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信息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短期内信息化对城镇化产生负向影响,从长期看信息化的发展对城镇化水平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     

城镇化和财政协调发展的制度分析及对策

近些年，城填化发展带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焦点所在，与此同时，城市公共财政职能的完善、财政制度的协调亦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来看，鉴于其与财政领域的特殊关系，在未来研究中必然要对财政政策与城镇化“双向”发展的模式提出新的要求。     

我国财政政策与汇率波动相关性分析——基于协整、误差修正与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我国财政政策变化与汇率波动建立了动态误差修正模型,得出我国的财政政策变动与汇率波动存在长期稳定的单向因果均衡关系,财政政策的短期波动会引起汇率的反向变动。通过建立脉冲响应函数,说明我国汇率波动对财政政策的响应在滞后3期时仍然比较明显,当滞后10期时会完全吸收财政政策变动所带来的影响效用。     

促进我国城镇化科学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出现的发展趋势,是一国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不高,与工业化发展程度不相适应,成为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瓶颈。从财税视角看,城镇化是在整个国土空间上对全体国民提供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是不断进行公共化的一项系统工程。有效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对于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回顾财政支持城镇化的职能定位与实践探索,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财税缺失,并提出了促进我国城镇化科学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及其互动关系

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存在着强烈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作用,政府主导与城镇化、工业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对政府主导、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的机理作用进行逻辑梳理的基础上,运用PVAR模型分地区研究三者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政府主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呈下降趋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政府主导对城镇化、工业化有较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阶段性的、不可持续的,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效果欠佳,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正向带动作用明显,但城镇化对工业化的支撑作用有限,且地域差异明显.     

促进城镇化科学发展之潍坊案例——基于财政视角

城镇具有吸纳人口、发展产业、聚集资源、活跃市场的功能,是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加快城镇化建设对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城镇化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以潍坊市为例,结合对城镇化建设的现状及问题分析,探索提出支持城镇化建设发展的财政政策。     

中国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发展——相互关系及协同发展策略研究

利用1987—2010年的纵向历史数据对中国城镇化与房地产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动态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给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空间,房地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二者之间存在协调发展的内部动力。     

海南省金融效率与城镇化发展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VEC模型分析海南省1988~2012年金融效率、经济开放程度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变动关系。研究表明,海南省金融效率、经济开放程度及城镇化率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从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看,金融效率是城镇化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开放经济是金融效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城镇化水平则是开放经济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显示,误差修正机制对推动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起着正向修正作用。     

城镇化进程与保费增长实证分析

我国城镇化进程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为保险公司提供了新的保源,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本文构建了城镇化率、GDP与保费收入之间的VAR模型,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等方法,检验了城镇化对保费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城镇化与我国保费收入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对我国保费收入的增加有持久的推动作用。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研究

通过建立中国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综合指标体系,论文探讨了1990年—2013年中国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通过协整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分析,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城镇化综合指标提高1%,生态环境综合指标提高2.52%,生态环境状态、生态环境压力和生态环境保护指标分别提高1.74%、1.76%和2.66%。此外,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是生态环境状态、生态环境压力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是导致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的重要推动因素。最后,论文对协调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金融化与城镇化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解

在理论分析经济金融化影响城镇化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并采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解的方法来探寻经济金融化对本区域和邻近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及特征。研究发现,经济金融化对本区域城镇化的影响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转换特征。当经济金融化水平未达到倒"U"型曲线的顶点以前,对该区域城镇化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而其跨越"U"型曲线的顶点后,对该区域城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便开始显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对邻近区域城镇化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并不显著,而是存在显著的、线性的负向关系,会制约邻近区域城镇化的发展。此外,工业化和农业人力资本两个控制变量对本区域和邻近区域的城镇化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     

高速铁路建设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

高速铁路是"推动经济起飞的动力",新型城镇化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城镇化。理清二者的关系,对利用高速铁路建设来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事实上说明高速铁路建设能满足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部分要求,其后从理论上阐述高速铁路建设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旨在为利用高速铁路建设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现实和理论依据。     

浅议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和谐发展为目的,城市带领农村发展,从而形成国民经济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率不高、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大城市畸形发展产生"城市病"等问题,需要根据各地区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的规模结构来制定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自身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城镇化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而城镇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愈发明显。选取城镇化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我国各地区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各地区环境污染程度,且城镇化水平越低,对环境污染的遏制效果越好;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显著提高了环境压力,但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这一驱动作用;金融发展在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容易提高环境压力,且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不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最后,从绿色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视角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VAR模型的“四化”同步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利用安徽省1987—2012年相关数据,采用VAR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手段,考察"四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市场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四化"的进程,同时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步反过来又活跃和发展了金融市场。但是,安徽省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冲击在短期内对工业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农业现代化的负向影响最大;金融冲击在中期阶段对信息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深远。     

科技成果转化、城镇化和实体经济动态互动分析——基于安徽省2000-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安徽省2000-2019年科技成果转化、城镇化和实体经济增长的数据,应用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科技成果转化、城镇化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科技成果转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城镇化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但对城镇化进程促进作用不显著.因...     

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12

选取1978-2012年城镇化水平、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分析、VAR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探究我国城镇化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就业比重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且因果关系是单向的;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水平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增长都呈现出较强的、持续性的推动作用;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城镇化水平波动的贡献率较大.     

南通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关性研究

以"十一五"以来统计数据为依据,分析南通市产业结构演变和城镇化进程。结果表明,南通城镇化进程与第一产业的变动为显著负相关,与第二产业呈现弱负相关,而与第三产业呈现强正相关关系,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要通过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行新型工业化来推动南通城镇化进程的步伐,也要通过科学规划以高水平的城镇化促进各种高级要素的集聚,为南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营造良好的环境。     

从平衡财政到扩张性财政——评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的转变

我国的财政管理曾长期坚持平衡发展理念。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已经明确地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纳入到财政管理的框架之内,这也就意味着固有的平衡理财方式被打破。从市场经济与财政之间的关系来考察,这种重大转变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提升我国财政管理有效性和减少被动性财政赤字的积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