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风险态度的视角

基本养老保险为老年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压力，释放家庭预防性储蓄，并调整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提高家庭资产配置效率，有必要从基本养老保险参与角度研究家庭资产利用率的提高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本文利用2013、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城乡养老保险参与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降低了家庭配置金融性风险资产的可能性，提高了家庭配置金融性无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与对城镇居民、收入较低、养老经济压力较大或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调整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因此，应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发展，发挥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多渠道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缓解居民家庭养老压力，并着力提升居民金融认知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金融监管如何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来自CHFS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金融监管是引导金融机构合规运营、保障金融市场有序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条件,可能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本文利用地方金融监管数据和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所做的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强度的提高将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提高家庭资产中风险金融资产的份额;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监管主要通过提高家庭信任程度、降低家庭风险厌恶概率路径,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监管强度提高还可改善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多样性;中央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有利于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上述结论为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金融监管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     

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分析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结构正向激励居民家庭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而单人家庭、夫妻家庭则呈现抑制效应。数字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对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促进作用,且因为数字鸿沟的存在抑制了单人家庭和夫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的渠道检验显示,家庭结构可以通过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两种中介变量影响资产配置。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应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弥合数字鸿沟,帮助居民提高金融素养、树立理性的风险态度,以提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进而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水平。     

保险需求会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和购买保险作为家庭理财和规避风险的两种形式,对于提高家庭的财富水平和提升家庭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除了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外,是否也会受到家庭保险需求的影响？为检验保险需求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建立包含保险需求和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模型,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CRITIC法构建保险需求指数,分析保险需求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保险需求与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份额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这一作用在保险收益较少的家庭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缴费金额的增加均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参与概率和比重,但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对社会医疗保险敏感性不高;保险需求的变化对农村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影响更大。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适当增强社会互动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增加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优化资产的配置效率。但当社会互动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的社会互动则会抑制家庭参与风险市场,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降低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以及资产配置的有效性。因此,家庭需要建立适度而高质量的社会互动,这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后代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中后代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家庭资产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发现后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且数量越多影响程度越大。而后代性别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男孩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概率和配置比重,女孩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均不会产生影响,且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东部地区和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进一步验证了后代性别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渠道:有男孩的家庭因结婚买房带来的财务压力,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房产货币化对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房产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货币化趋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Chetty和Szeidl（2017）的两期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和2017年CHFS调查数据研究了城乡居民房产货币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产货币化对城市和农村地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均产生正向影响,不仅会提高家庭参与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而且还会提升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即房产货币化的财富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但房产货币化的财富效应会随着房产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相比农村地区而言,房产货币化对城市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参与率的正向影响更大,房产数量增加对城市房产货币化财富效应的影响作用也更高。     

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的微观数据

商业医疗保险能降低家庭医疗支出不确定性,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9年CHFS数据,实证分析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持有商业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占比与多样性,并且商业医疗保险对东部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健康在商业医疗保险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商业医疗保险能够通过提高家庭健康状况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基于此,为引导家庭合理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政府应完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扩大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同时完善金融市场,加大对保险及金融知识的普及力度。     

空气质量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空气质量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空气质量越差,将提高以现金与储蓄为代表的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抑制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和比例,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证实空气质量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时,以bootstrap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得出,身体健康在空气质量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上充当部分中介的作用,生活满意度在空气质量与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中充当部分中介的作用,由此可见空气质量部分通过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来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情况和家庭资产配置三者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对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越高,该效应城市高于农村;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越低;养老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家庭收入较低时,替代效应较大。     

社会保障对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福建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西南财经大学于2015年开展的第三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福建省数据,实证分析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与家庭持有社会保障状况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保险持有种类与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量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家庭持有社会保险种类每增加一种,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量平均增加约1.5万元;社会保障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中较为显著,而在农村家庭中并不显著;其他相关变量中,风险态度和资产总量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仍有显著影响。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利用CHFS2015数据通过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乡总样本中配置股票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配置银行理财产品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基金、债券均无显著影响。但在城市、农村子样本中,不同风险资产配置又体现出差异性,如股票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农村不再显著。我们还发现,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极低,股票比重较大,结构有待调整。     

户籍属性、住房拥有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户籍属性与住房拥有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本地户籍显著提高了家庭拥有住房率,并且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可能性和风险资产比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经济条件、人口学特征和投资风险态度等因素后仍然稳健。住房拥有对家庭风险资产市场参与、参与程度产生正效应,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进一步探讨户籍地位的城乡差异效应后发现,农业户籍地位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的投资倾向。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实证分析

与传统的金融研究方向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相比,家庭金融已经成为目前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影响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一些因素,并基于在江苏无锡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充分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对中国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揭示出各个影响因素的特征规律,并在对美两国居民家庭风险性金融投资行为的比较中,以及资产选择去向存在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几条优化中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建议。     

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

家庭金融资产持有与居民收入阶层变化密切相关,家庭个体特征、教育与金融素养、信息获得均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但近年来金融体系中最大的变化是数字金融的发展,投资便利性大大增强,投资体验不断提高,居民随时随地即可完成金融投资。因此,本文从金融供给侧角度,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影响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并提高了风险资产投资占比,其中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大,发挥了普惠金融的作用。     

个体心理会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吗?

家庭财富规模在急剧扩张的同时衍生出家庭资产配比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其中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过低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组合而成的两套面板数据为基础,讨论了个体心理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广度和深度的作用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为:(1)作为个体心理的两大构成要素,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分别会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影响。(2)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产生的影响在城乡和东中西层面存在异质性。(3)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的交互作用会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作用。文章客观地评价了个体心理在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为改善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过低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与消费行为 ——基于CFPS的微观研究

基于投资决策视角,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是否参与和参与深度两个层次,对农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与消费支出的关系进行了微观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投资于风险金融资产能够显著提高其消费水平,其消费支出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规模和比例正相关.通过比较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发现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状态对前者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后者.本文的研究为我国的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即可以通过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来激发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