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应用价值的研究——对"生育控制下的生育率下降与性别失衡"一文的评述

这是一篇近年来在中国人口学界少见的好文章.通过与作者(杨书章、王广州)的交流得知,该项研究已经进行了三年;三年里作者克服了很多困难,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和心血,最终得到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科学的、有新意的结论.该项成果对于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思路,对于研究出生性别比的学者来说,这是一篇必读的好文章.     

限制生育政策不是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范围(正常范围为103~107),我国各次人口普查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攀升,1982年为108.47,1990年为111.14,2000年为116.86,2005年为118.58①。这个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多数人的看法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重男轻女观念严重、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普遍和B超技术的普及应用等,是其主要原因。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国严格的生育政策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后一种观点是否成立,直接影响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有必要加以澄清。我们认为我国的生育…     

我国农村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关系探讨

回顾了我国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 ,论证了当生育率从 3.0下降到更替水平过程中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我国 90年代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客观事实 ,是产前性别选择的结果 ,也是农民不愿多生但想生儿子的生育意愿的反映 ,而农民想生儿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只有建立新型生育文化 ,削弱人们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的观念 ,才能实现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化。     

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家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另一种思考

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因素均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妇女曾生（或存活）子女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和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组合的家庭分布与构成发生变化,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另一类“积累性”和“后果性”表现。同时,它们具有方法论意义。     

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家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另一种思考

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因素均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妇女曾生(或存活)子女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和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组合的家庭分布与构成发生变化,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另一类"积累性"和"后果性"表现.同时,它们具有方法论意义.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之结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上讲,生育率、家庭规模和性别偏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有性别偏好的国家或地区,性别偏好往往与小家庭规模相互迎合,即性别偏好的满足经常是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性别偏好对生育率下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反过来,当小家庭规模和低生育率成为时尚的时候,如果男孩偏好没有改变,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在人口层面上表现为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大家庭的性别比趋于正常,小家庭的性别比偏高;在家庭内部,表现为性别比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之结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上讲，生育率、家庭规模和性别偏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有性别偏好的国家或地区，性别偏好往往与小家庭规模相互迎合，即性别偏好的满足经常是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性别偏好对生育率下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反过来，当小家庭规模和低生育率成为时尚的时候，如果男孩偏好没有改变，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在人口层面上表现为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大家庭的性别比趋于正常，     

社会变迁与出生性别比转折点来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主要原因在于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从无到有与由少变多。但伴随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歧视性性别偏好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那些诱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因素不是被消除就是被弱化,从而为出生性别比在高位的回落创造了条件。促使中国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逐渐具备,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由上升转而下降的转折点已经或将要来临。     

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

在仔细研读“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认为二孩政策试点成效卓著,试点经验具有普适性,但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限。国家与学者应切实承担起指导中国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责任。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生育政策制定与调整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者不可偏废。部分省份某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缺乏正当性,应该予以废除。     

关爱女孩活动是人口安全的措施也是主观能动性的反映

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早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就被大家发现。可能是出于维护国家的形象,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108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那时被一些人怀疑是统计误差所导致。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119。如果再不改变现有的社会文化     

2008年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自90年代进入低生育率阶段以来,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低生育水平、低生育率的后果及低生育水平的应对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学界深入探讨低生育水平及变动趋势,对低生育水平的社会后果及其应对策略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成为2008年低生育水平后果研究的热点。对2008年中国生育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

在仔细研读"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认为二孩政策试点成效卓著,试点经验具有普适性,但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限.国家与学者应切实承担起指导中国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责任.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生育政策制定与调整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者不可偏废.部分省份某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缺乏正当性,应该予以废除.     

2008年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自90年代进入低生育率阶段以来,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低生育水平、低生育率的后果及低生育水平的应对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学界深入探讨低生育水平及变动趋势,对低生育水平的社会后果及其应对策略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成为2008年低生育水平后果研究的热点.对2008年中国生育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起事不空为 因因不妄作——读顾宝昌、王丰先生主编《八百万人的实践》

编者按：由顾宝昌、王丰主编的《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下称《实践》）一书今年初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如何看待和分析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这三者与生育政策的关系？在当今生育态势下，我国生育政策是否应当依据多年的宝贵实践作出合理的调整？《实践》一书给人们以什么样的认识和启迪？本着这样的初衷，本刊推出以下两篇关于《实践》的书评。我们欢迎读者继续围绕此题材撰文投寄本刊。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流动妇女生育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天津市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流动人口数量大,育龄人员比例高,对流入地社会的生育医疗和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和资源配置工作形成巨大挑战.对天津市2015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研究表明,大部分流动妇女遵守生育政策,处于低生育率状态,不再是高生育群体.流动人口生育时男孩偏好明显,出生性别比问题严重.对流动妇女生育量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妇女在生育问题上有充分的自主权,妇女个人因素是生育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根据日本经验试探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抉择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剧转型,中国人口也已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生育率的持续下降,高龄化的迅速发展,已带来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红利"期缩短等一系列问题.中国人口未来发展向何处去,决定于政府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抉择;而如何抉择未来生育政策,又决定于对当前中国人口生育水平及其未来变动趋势的正确把握.但很遗憾,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就没有统计公布数据,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一些学者只能瞎子摸象一般推测,估计范围竟在1.2-2.3之间①,根本无法作为决策依据.这给政府制定未来生育政策带来极大困难.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政府"种瓜得瓜"的尴尬,但也是学者们难以弥补的缺憾.     

农村大龄单身男性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从出生性别比角度分析

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不断升高,使得男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攀升。据统计,我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出生性别比已经超过120,这大大偏离了正常出生性别比的范围。从世界范围的人口发展历史来看,在正常情况下,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要保持在102到107这个范围内,但是由于男婴儿和男青少年的死亡率通常要高于女婴和女青少年的死亡率,因此到了适婚年龄阶段,男性和女性的人口总数大体相当。但是如果出现出生性别比超过这个范围,男女两性适婚年龄阶段人口之间的比例平衡就被打破,出生性别比达到120就意味着,平均每出生100名女性婴儿就要对应出生120名男性婴儿,所以有新闻媒体称未来中国将要有3千万男人打光棍这也不算危言耸听。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另q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