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一代理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在乡村社会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下，由于农民作为委托人不能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形成了“供给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体制。这种体制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需求的错位。而要想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则必须改变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体制，即由“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保障

落实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增加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要切实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明确各级政府的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职责,创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变农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供给为制度内供给,完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机制。     

我国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探析

目前,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并不是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有效表达;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模式是分摊机制模式;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而不是农民。为完善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应采取以下措施: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机制导向,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机制,向城乡提供均衡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机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公社时期延续下来的农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供给方式;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机制建设,充分实行村民自治,改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     

准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比较分析

从全面理解准公共物品的角度,理论上可以把准公共物品分为以下三类：具有强的非排他性和弱的非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具有强的非竞争性和弱的非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都不充分的准公共物品.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准公共物品的供给通常有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两种主要模式.政府供给准公共物品确有其巨大优势,但存在政府失灵问题,这为政府以外的主体供给准公共物品提供了可能.此外,由于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两种模式在权力利益关系和功能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准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可以实现功能互补.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对策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对于农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作用。现有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有效地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严重不足的现状，就必须构建多中心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完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体制，引入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政府行为探析——基于利益博弈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转型期市场配置不能有效保障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情形下,需要政府干预。通过利益博弈分析表明,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只是政府间的各部门提供时,其供给效率是低下的;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和其他某一供给主体合作供给时,由于不供给是其他供给主体的占优策略,因此其他供给主体会采取不供给行为,从而加大政府供给压力;当农民和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弱委托-代理关系时,委托人农民观察不到代理人政府的努力水平,其政府的供给效率在没有委托人的约束下变得低下。因此,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需要政府行为加以改善。同时,健全的制度安排、完善的供给体系、有效的监管体系等配套体系能确保政府行为发挥有效作用。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探索

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缺陷，是造成农民增收困难的致命要害。政府与农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上角色错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公共物品的保障制度缺乏，致使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因此，政府应当采取向农村适当倾斜的公共物品供给政策；政府应吸引私人资本进入公共领域，扩大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努力树立亲民、高效的政府形象。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着很多问题,如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供需不平衡、供给主体单一、政府低效率等。为此,必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引入农民的需求表达制度,明确基层政府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职责,拓宽农村公共物品建设的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的供给模式,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建立政府与农民合作共治的管理体制,以保证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及现实选择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仍存在着规模过小、效率滞后等问题,只有构建起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多元一体"供给模式,建立健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执行及调整机制,才能有效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     

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系统主体间协同关系分析

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系统主体协同关系良性有序,对于促进系统内供给主体的互动关系、强化协同意愿、建构整体合作网络、明晰协同合作路径、保障协同行为高效、提升供给协同效能具有关键支撑作用。运用博弈论理论和方法,探究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系统内“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多元主体间的供给协同博弈关系,建立“囚徒困境”模型分析系统内供给企业主体间协同关系,提出实现系统内供给企业主体间协同供给达到最佳效果的对策;同时利用静态博弈分析,研究供给企业主体与政府间通过博弈如何实现共赢,进而分析提出如何利用博弈实现供给主体间的协同合作。进一步采用上海、北京的实例阐释社会组织、供给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协同关系,并提出在系统内各主体间如何进行协同合作。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权力的角色定位

由农户自发成立自主协会来完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践中需要满足严格的社会条件。只有在村庄社会积淀有足够的信任感和凝聚力且具有较强社会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有效消除"搭便车"现象。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低及传统社会关联被严重削弱,现代社会关联尚未完全建立的现实条件下,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仍需强化政府职责,赋予政府权力以积极的角色定位。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一直很受人们的关注,虽然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状况得以缓解,但是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不足,这制约着我国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济化发展。文章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进行梳理,指出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并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博弈机制与政策选择——基于“无嫉妒主义”公平观念的角度

目前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普遍不足,这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之间、富裕居民和相对贫困居民之间的利益博弈有很大的关系。要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应以"无嫉妒公平"为标准。各级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     

论“政府调控+农民需求”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构建

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之弊病的根源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现有研究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合理供给是将政府决策与农民需求表达联系起来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通过抽样调查认为:农民需求具有狭隘性。因此,即使建立起如上机制也并不一定能高效地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建议构建"政府调控+农民需求"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以期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绩效。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几个问题

论述了农村公共物品短缺的现状及原因,分析了增加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了增加供给的具体措施。     

非政府组织(NGO)与政府竞合关系模式的构建

政府不是社会公共物品供给的唯一主体,构建服务型政府需要借助非政府组织(NGO)在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非政府组织(NGO)与政府关系的博弈分析,认为两者只有在互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竞合关系,才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博弈分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农民,各级供给主体在具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时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预期收益和成本来进行具体的供给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农民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可以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必要的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探析——非政府组织视角

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实困境,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对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意义。构建多主体、多方式、多渠道共存的多元供给模式是解决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单一供给模式的基础上,指出加强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参与有利于创新原有单一供给模式,更好地实现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地方债务风险成因探析

公共选择理论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决策运作机制的理论。本文通过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在制定公共决策机制时,忽视了政府作为"经济人"的举债意愿;举债的决策机制缺乏有效约束;不同层级政府的利益诉求与权力分配存在矛盾等原因。在制定地方债务风险应对策略时,应基于政府"经济人"假设,考虑政府自身的利益诉求;建立有效的政府债务约束和监督机制;以及理顺各级政府的利益诉求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转型背景下的规制性俱乐部物品模型

从中国转型时期公共物品的性质和制度环境的视角,基于集体选择理论,分析了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对公共物品供给进行规制时,必然会在义理性与效率性之间进行权衡.借用俱乐部物品模型作为参照系,可以探讨有规制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型均衡的性质和政策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