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地票交易制度的个案研究

重庆市从2008年12月推出的地票交易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一次制度创新,对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近2年的探索和实践中,重庆地票交易运行稳健、交易活跃、效果较好。但重庆市地票交易制度在制度设计、分配机制、交易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还需从多方面对地票交易制度进行优化和完善。     

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票交易制度风险防范的思考——以重庆市地票交易为例

重庆市地票交易实施5年来,对重庆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起到了助推作用。然而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实践,笔者发现现行的地票交易制度存在耕地保护、"三农"权益保障和生态环境风险,这些风险将是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票交易制度风险防范进行思考,结合重庆五大功能区建设提出风险防范的对策,以期地票交易能够健康地运行,全力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地票交易分析

重庆在深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探索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地票交易,不仅巧妙地绕开了农村宅基地不能用于非农建设的法律问题,而且通过激励相容的市场机制,实现了远郊农村宅基地与城镇建设用地之间潜在的供需关系,对于解决我国农村宅基地空王等低效率使用问题、打破城镇发展普遍遭遇的土地资源瓶颈,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是,交易中的市场机制会促使要素流向城镇、土地向大城市集中的"马太效应",而且还存在价格可操纵、政府无意创租、无法真正释放农村土地资源等问题,政府需要从统筹城乡的高度,对市场作用进行矫正.     

“交易外部性”:外部性的重新理解及系统整合

基于对外部性和交易本质的理解,当前生产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两分的观点有失偏颇。研究提出"交易外部性"概念,即产权交易过程中,交易一方或交易以外的行为主体的权利(束)或权利部分职能被交易另一方强制利用而未被定价或实现对等补偿的现象。据此,按照发生领域和作用主体的不同,外部性可以划分为生产外部性、消费外部性和交易外部性三类,其中,交易外部性进一步包含一类交易外部性、二类交易外部性和三类交易外部性。此处的"二类交易外部性"与史普博的"内部性"具有相同的本质内涵,即"内部性"实质是"交易外部性"范畴下的一个子分类。     

破解“小产权房”难题的地票交易路径

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背景下,讨论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时尚,然而,既有的研究缺少对具体制度的关注。由于集体建设用地的特殊功能,小产权房的合法化受阻于其缺少足够的土地发展权;即使符合规划,小产权房也缺少足够的土地发展权达致合法。依据我国法律、法规之规定,地票可彰显不同用途土地间的发展权差值,通过我国特有的土地发展权移转方式地票交易制度的运用,能够为集体建设用地提供足够的土地发展权,从而为破解小产权房难题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     

信息不对称视野下外部性克服的经济法分析

信息不对称既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对称,也有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对称。基于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本性,信息优势者很容易利用其有利的地位,致使信息劣势者的权利被剥夺而利益受损,以致遭受外部性。经济法对此外部性的克服主要是通过配置信息优势者与信息劣势者的权利与义务以实现实质上的平衡。具体途径:一是赋予信息劣势者获取信息的权利并保证其实现,二是赋予信息优势者向劣势者强制说明义务并保证其实现。     

基于外部性的企业家创新激励

企业家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集合体,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独特。企业家创新因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成为具有局部排他性和一定竞争性的非纯公共物品。企业家创新的总外部性对社会来说是有利的,它会带来全社会创新成果的共享和福利的提高;但对于企业家而言,却是几乎以接近零的利润提供企业家创新成果,即企业家的收益很低,这使得企业家创新缺乏动力。以鲍莫尔提出的"外溢比率"为基础,以企业家双重社会角色的定位以及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分析了创新激励的方向和手段。     

关于"地票"交易与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的异同点探讨

2008年至今,国家相继在重庆市开展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地票"交易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两项改革试点工作.作为土地改革进程的两种途径,同在城乡土地二元结构改革背景下展开,改革目标同样剑指盘活农村资产,统筹城乡发展;让农村集体土地入市;让农村、农民共享改革红利.但两者处于不同的改革时点与深度,改革的入市主体与入市方式不尽相同.对于两种改革方式异同点的总结,有利于把握当前改革是否坚守土地公有制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切实把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以建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为落脚点,把握方向、积极探索改革之路.     

论消费领域外部性的经济法解决——基于公民环境权法制保障

消费外部性现象比较普遍。从法学视角看,消费外部性体现为消费者基于消费而给消费者本人以外的对象造成的权利的侵害、利益的减损现象,主要表现为消费的环境外部性。从国外来看,环境权立法与司法的实践可以解决消费的部分外部性。我国消费外部性经济法解决具有其理论基础,具体可以通过法律赋予公民环境权利以及施加公民环境义务来实现。     

水权交易中的外部性问题研究

水权交易是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是我国未来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由于水资源的特殊属性,在水权交易中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外部性问题。外部性问题的存在是导致市场失灵和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根源之一。文章在分析水权交易的外部不经济的基础上,指出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引导以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交易双方消除外部性,要消除水权交易带来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权威机构的进入。基于此,从水资源持续利用的角度出发,提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之下相应的制度建议——外部性问题的防范措施和对第三方的补偿措施。     

基于外部性理论视角下的排污权交易制度

环境保护中之所以会存在外部不经济性,是由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只考虑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将环境污染的成本转嫁给全社会一同分担,由此造成了环境保护的外部性。而排污权交易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其根本立足点是通过市场手段将外部的不经济性内部化,即让其进入市场使产权明晰化以达到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     

玛纳斯河流域水权交易外部性分析

通过对玛纳斯流域水权交易的分析,并借鉴交易的外部性理论,对玛纳斯流域水权交易的正负外部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通过东阳—义乌水权交易案例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水权交易中外部性的存在性,并在结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正外部性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往往并不带来资源配置最优化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中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了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本文利用供给需求曲线分析了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分别对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所产生的影响。     

重庆地票落地的关键环节及改进

作为破解保发展、保耕地的"双保"难题、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制度创新,重庆地票成交后如何依法依规落在具体地块上,需要重点考虑地票落地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适用的供应方式、相应的供地条件和标准、实施供地的原则和程序。目前重庆地票落地的实践还存在使用方向单一、持票招拍挂属于"排他性限制条件"、持票人最终无法如愿取得土地又不能转让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地票交易制度的实施。完善地票落地制度,可以调整地票使用方向,开放地票交易二级市场。     

物品正外部性的消极影响及其消除

有些物品的生产或消费行为会给其他人的生产或消费行为带来积极影响，这些积极的影响就是物品正的外部性。但是正的外部性改变了生产成本和生产上益、消费成本和消费收益的结构，可能带来供给不足、垄断、生产者损失、消费者损失或者无谓损失等消极影响，使市场运作机制失灵。消除正外部性消极影响可以采取政府补贴、价格规制和产业政策措施。     

基于博弈论的重庆地票价格与收益分配问题研究

重庆地票交易制度作为一项试验性和创新性的土地管理改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多个相关利益主体,文章基于个体农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土地开发商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策略,具体分析了重庆地票价格形成和地票收益分配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网络外部性与补偿激励下的非线性定价

本文构建了一个一般性模型用以说明在非对称信息与网络外部性并存时,垄断厂商如何设计非线性价格合约甄别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模型表明两者的并存修正了经典逆向选择模型中“顶部无扭曲”和“单向扭曲”的基本结论。具体的消费量扭曲方式取决于网络是否存在拥挤：对于非拥挤性网络,消费量表现为单向扭曲;对于拥挤性网络,表现为双向扭曲;而对于中性网络则仍为顶部无扭曲。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引起双向扭曲的另一种原因,即由类型依赖的保留效用引起的补偿激励问题。     

网络外部性与补偿激励下的非线性定价

本文构建了一个一般性模型用以说明在非对称信息与网络外部性并存时,垄断厂商如何设计非线性价格合约甄别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模型表明两者的并存修正了经典逆向选择模型中"顶部无扭曲"和"单向扭曲"的基本结论。具体的消费量扭曲方式取决于网络是否存在拥挤:对于非拥挤性网络,消费量表现为单向扭曲;对于拥挤性网络,表现为双向扭曲;而对于中性网络则仍为顶部无扭曲。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引起双向扭曲的另一种原因,即由类型依赖的保留效用引起的补偿激励问题。     

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外部性与企业创新激励

纵向转移支付是调节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核心制度与重要工具,对微观层面的公共治理具有内在影响逻辑。基于转移支付与企业创新同趋变动的典型事实提出基本猜想,围绕外部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与省市两级数据的匹配数据,通过工具变量估计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企业创新存在稳健的“非中性”影响,显著激励了创新投入、改善了创新结果、延展了创新能力。所有制类型、区位分布、创新阶段会引致差异化的制度外部性表现。机制检验表明,转移支付增强了省市两级政府创新偏好,塑造了创新友好型外部环境、激发了企业创新偏好、助推了创新同群效应;改变了政府税收努力度,降低了企业税费负担、缓解了融资约束、释放了创新要素。不同机制间存在相互加强或弱化的交互作用。文章对构建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体系、引导公共资金锚定创新领域、注重政策外部性与协同性等制度设计具有提示意义。     

交易还是激励：税收理论评述

一定程度上税收可以被看做是公民向政府购买公共产品的交易,税收交易的特殊性决定了彼此间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特殊交易激励方式。本文首先分别从交易和激励两个角度对税收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把交易和激励融合起来去阐述税收,最后得出从交易激励角度研究税收的必要性。从交易激励角度阐述税收,分析税收交易的不完全信息现象,有利于转变税收管理理念并构建“管理服务型”税收征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