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兼业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兼业的形成机制以及兼业的后果。本文认为，工业工资、农业收入、农业生产最低投入时间、农户劳动力结构以及农户外出可能从事的工作影响了农户的就业选择。同时，在本文提供的分析框架内，作者分析了兼业的农户特征和地区特征。     

农户兼业行为及其原因探析

本文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分析认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收益差别是造成农户兼业的根本原因,农户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是农户兼业的基本条件。本文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建立了农户兼业的二元Logistic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农户之间的劳动力资源差异、土地资源禀赋差异和经济收入结构差异对农户兼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小型农业机械的拥有与否对农户兼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劳均耕地面积、种植业收入占比和畜牧业收入占比大的农户兼业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户主年龄对农户兼业的影响不显著。     

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17省份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针对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后劲不足,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于城市居民缓慢的问题,从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影响中国农户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通过研究发现了农户将自家的关键性经济资源参与市场配置对收入增长的重要性。本文强调,探讨农户收入持续增长的新路径可以从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参与程度上做文章,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对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和市场参与程度,这应该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耕地规模经营、农户非农兼业和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自湖南省的抽样调查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在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规模种植农户非农兼业的行为普遍存在,那么其非农兼业是否降低了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本文基于湖南省7个县市共418户微观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外出兼业对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非农兼业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农户兼业仍然有利于正向提升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外出农户兼业收入越高,或兼业地区离其农村家庭越近,越有利于提高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分析影响机制时发现,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可通过加入互助合作组织、提升农业机械化程度、流转耕地地块集中化生产和农场化经营来影响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对农户家庭耕地总面积的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农户耕地流转面积应保持在一定面积范围内,否则过犹不及,而家庭最优耕地总面积处于100~200亩之间;此外,年轻农户选择外出兼业,或者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其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也越大;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较少时,如果有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将不利于提升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但三人及以上则有正向促进作用。     

边疆民族自治地区农户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农户为例

由于其居住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的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村的农户行为有别于其它地区的农户,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23个村、2280户农户收入的微观数据,使用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结果发现,在农户资本要素禀赋中,农户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劳动力数量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在农户生产经营结构中,种植结构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户是否兼业及非农就业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村庄的外部环境对农户收入有较大影响。     

种植业结构调整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环北京地区为例

本文通过对环北京地区140公里圈层以内(北京10个区(县),河北25个县)50个村的490位农户的随机调查分析,研究了该地区近年来种植业结构调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种植业结构调整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的种植业收入,而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同时发现,耕地面积、非农就业和户主受教育水平也是目前影响我国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     

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利用辽宁省农调队2001-2004年4年农村固定农户跟踪调查数据(每年有1890户农户、6580个劳动力),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农户家庭中,女性是否外出打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在只考虑有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家庭中,女性的外出打工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虽然能提高家庭的收入,但并不是决定农户家庭收入高低的关键.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一是外出打工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比重少;二是农村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接受专业技能培训情况较差,影响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及打工收入:三是由于外出打工女性劳动力大部分没有专业特长,就业渠道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就业层次低且以体力劳动为主,收入低且不稳定.     

从蓝田村农户行为看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

一、农户对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反应的行为特征实际上从 1 998年农户就已经开始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 ,并表现出如下行为特征 :1 .农户兼业行为有所发展。详见下表 :　　 表 1　　蓝田村百户劳动力分布情况表劳动力总　数农　村劳动力农　业劳动力劳市农者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者其　他劳动者1 997年 2 332 30 1 4 6 1 1 1 35 841 998年 2 2 72 2 4 1 4 6 1 1 1 35 781 999年 2 2 4 2 1 6 1 349935 82　　从表中可以看出 ,蓝田村百户农村劳动力中 ,从1 997～ 1 999年 ,纯农业劳动者的比率分别为 4 8.3%、4 9.6 %、4 5 .8%,兼业劳动力 (包括以农…     

苏州农户兼业行为的因素分析

从微观上看,兼业是农户在一定条件下合理配置家庭要素的理性选择;从宏观上分析,农村普遍的兼业现象则可能导致农业投入要素质量下降、土地粗放经营等一系列问题。本文调查发现,苏州地区农户兼业现象相当普遍,决定农户兼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经营农业用地面积、家庭劳动力结构、当地非农产业发展情况等。政府可以通过对农户兼业行为的干预,引导兼业程度较高的农户尽快离农,推动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结构调整。     

欠发达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251个农户的调查资料,从农户资本要素禀赋、农户经营结构和地理因素三个层面建立农户收入计量模型,分析了各因素对农户收入的作用强度。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各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在资枉要素层面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都有显著的增加效应,但对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增加效应更强。在经营结构层面上,通过兼业、务工等非农活动获得的工资}生收入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以上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而在村庄之间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由于经济区位、地理邻近性等地理因素,农户兼业、务工等非农业活动在村庄之间存在差异,从而间接导致农户收入在村庄之间也存在差异;②地形、耕地资源等传统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的直接影响处于下降的趋势。因此,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地理因素仍然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的重要程度和影响方式发生了变化。     

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收入的社会网络效应分析 ——以四川南江县白滩村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退耕农户在生产力安排和收入结构方面是否存在同群效应或者互补效应,以及劳动力流动、退耕还林政策因素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考虑农村社会网络内部农户间互动对其决策的影响,利用空间权重矩阵精确且全面地捕捉和定位社会网络复杂关系,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展开分析。研究结果:(1)在白滩村社会网络体系中,农户的农业收入比增长1%,其亲戚邻居的家庭农业收入比降低6.7%,这一情况反映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而产生的社会网络"互补效应";(2)白滩村退耕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就越高,退耕程度每增加1%,农业收入比将提高5.2%;(3)家庭总劳动力越多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越低,其中家庭农业劳动力每流出1%,农业收入比减少3.2%。研究结论:(1)将白滩村社会网络的互补效应应用于其农村信息共享平台建设;(2)通过鼓励种植收入较高的经济林提高农民退耕还林积极性;(3)以就业为核心促进白滩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市场化转型中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分析——以西部贫困地区为例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对西部某贫困地区1500户农村居民住户调查的资料做为研究样本,对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诸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揭示市场化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结果表明:农户收入增长对耕地这一要素的投入最为敏感,但细碎化的耕地却使劳动力增加而对农户收入增长无用武之地,这是因第一产业仍是西部农村的主导产业及农户收入增加的最主要来源而决定的,同时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却因整体水平偏低而对农户收入增加作用较小。然而,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却对农户收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技术初始水平接近于零,反映了农户经营的技术水平较低的态势。     

就业技能培训对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落实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的主要目标,基于欠发达民族地区调研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就业技能培训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就业技能培训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其中,餐饮服务培训对收入的影响效应最大,然后依次为维修与手工艺培训和种植养殖培训;按照民族类型分组研究发现,就业技能培训对少数民族农户家庭的收入影响效应更大。同时还发现,土地规模、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勤劳能力、学习能力、家庭规模、劳动力状况、人际关系、宗教信仰等均显著作用于农户收入。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社会生产力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因此，从理论上讲，农村劳动力的自发性转移不仅对宏观经济增长具有影响，而且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具有影响。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来讲，农村劳动力的自发性转移对城乡相对收入变化也会产生影响。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讨论了市场经济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福利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生产函数等经验模型对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以及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而且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尽管近年来城乡相对收入呈现随经济增长而拉大的趋势，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却起着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粮食主产区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用:增收效应及要素贡献分解

本文基于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总收入、收入结构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回归调整方法,分析内在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采用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显著提升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且会加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根据农户收入增长的分解结果,按照中间要素贡献度的大小,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收入的提升效应依次是劳动力优化配置、服务专业化分工和土地规模效应。     

中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及其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依据农户收入方程,确定影响农户收入的决定因素,并结合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从中西部地区间差异和高低收入纽间差异两个角度,实证分析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农户家庭经营不是影响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户纯收入及其差异的重要原因,工资性收入的多寡已经成为影响农户收入及其差异的重要因素;中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异的大约15％由地区禀赋造成,高于85％的比重由回归系数差异造成。     

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目的]尽管2020年后我国已经全面脱贫,但脱贫农户仍然面临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冲击,非常容易再次掉入贫困陷阱。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为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实证依据,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768户脱贫农户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运用ESI为综合评价指数,识别与评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1）样本区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相对最低;非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纯农型脱贫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最高。（2）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的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型,呈现出兼业程度越高,生计风险越小的特征;纯农型是所有类型脱贫农户中最脆弱的群体,生计风险和返贫风险都最大。[结论]当地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帮助脱贫农户增强非农生计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引导脱贫农户寻求适合自身资源的产业发展方式,提高其兼业水平和兼业质量...     

基于收入结构差异化的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以江西省集体林区的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从家庭收入结构差异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户林地流转行为。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户主性别、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收入水平等家庭结构特征因素对农户林地转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农户对林业经营风险的态度及家庭收入结构因素对农户林地转入有显著影响。户主为男性、家庭劳动力数量多的农户趋向于转出林地,户主文化程度高、认为林业经营风险低的农户趋向于转入林地。家庭收入以非农林收入为主的农户,其林地转出量高于其他收入结构的农户,而其林地转入量却低于其他收入结构的农户。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基于江西省4个县农户调研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近期的农户调研数据考察了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必须从劳动力流失的消极作用和汇款的补偿作用两个方面解释.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从总值上看会因成员外出务工而减少,但这主要是源于非农生产收入的下降,农业收入并未受到明显的消极影响;而如果外出者是家庭的户主,农户的家庭经营就会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