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5年～2019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供应链上游的供应商和供应链下游的客户角度进行分析,并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开展实证检验。本文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越少,而客户集中度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越多。本文的结论对了解供应链管理和商业信用融资的本质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丰富了现有相关文献。     

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信用融资体系的关联度

目的:研究供应商与客户集中度对企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随着供应商与客户集中度的提升而降低信用融资比率,供应链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利用信用融资来降低整体融资成本。本文为企业有效调控供应链集中度,与供应商和客户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借助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供一定的参考。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

文章以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客户集中度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会加剧财务困境风险的形成。在进一步研究中,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大客户通过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供给水平和债务融资成本、降低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加剧财务困境风险形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对财务困境风险带来的影响在中小企业和低市场地位企业中更为明显。     

环境不确定性、客户集中度与公司债信用利差

随着我国公司债市场管制进一步放松,我国公司债市场近几年成长迅猛.公司债市场对企业减少融资成本,改善资本结构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2008至2019年发行的公司债为样本,从客户与环境的角度研究公司债信用利差问题.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能够显著提高公司债信用利差,即客户集中度与公司债信用利差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     

供应链竞争条件下的贸易信用融资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通过选取2015-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最终选择50家上市公司3年共150条样本数据分析得到,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为前五大客户提供的贸易信用正向相关,前五大客户贸易信用量与供应商利润正向相关,说明客户集中度越高,买方企业越容易要求供应商企业为其提供贸易信用融资,同时贸易信用作为一种竞争工具,也能为供应商带来良好的效益。     

商业信用融资影响因素探究

商业信用融资是客户企业在获得商品后,供应商同意其拖延一段时间后再进行付款,相当于供应商对客户企业的一种短期融资,其在当今国内资本市场中的运用日渐增加,并逐步成为非传统金融体系融资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本文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     

资产规模、融资路径与商业信用供给

现有文献就企业规模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有不同的研究结论,说明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完善。本文结合数理模型和实证研究,分析不同企业规模下,融资路径不同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未达到一定规模之前,受市场竞争劣势影响,需要提供大量商业信用来维持市场生存和发展,而此时由于我国金融系统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获得银行信贷支持比较少,因此需要大量的商业信用融资来支持商业信用提供。随着商业信用融资的增加,融资成本提高,最终导致商业信用提供力度逐步下降。当企业发展超出一定规模后,银行信贷支持逐步增强,企业可以用银行信用替代成本更高的商业信用融资,导致商业信用融资逐步下降,同时也使得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能力上升。文章研究结论表明,商业信用提供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二次函数关系。     

客户关系与企业研发投资决策

从企业商业关系网络视角, 探讨客户关系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呈现倒 "U" 型关系. 进一步从企业的集团属性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研究发现, 在非集团企业样本中,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倒"U" 型关系依然存在, 而在集团企业样本中,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则显著负相关;同样地, 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样本中,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倒 "U" 型关系依然存在, 而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样本中,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则显著负相关. 研究表明企业的研发投资作为一种专用性资产投入, 既具有在客户集中度方面的信号传递价值, 还会在不同的融资约束情景下体现不同的投入强度, 彰显其显著的环境调节功能, 有助于企业多角度考量研发投资决策.     

企业地位、供应链关系型交易与商业信用融资

本文以上市制造企业2009～2014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供应链关系型交易对各种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商关系型交易比例高会降低企业对商业信用的需求,而客户关系型交易比例高会增加企业商业信用的供给.同时,供应链关系型交易比例高给企业带来挤压效应,降低了净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进一步地,本文分别从企业市场地位和股权地位两方面验证了地位高企业可减弱供应链关系型交易对净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供应链管理及关系型交易的实质,丰富和补充了商业信用相关文献.     

内部控制质量、市场地位与商业信用融资

本文基于信任视角考察了内部控制、市场地位能否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产生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能得到供应商的信任,获得越高的商业信用融资额;市场地位低的企业,其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也低;高质量内部控制带来的高信任度显著削弱了低市场地位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负面影响,即对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将显著增加其商业信用融资能力。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缓解中小微企业存在的融资难问题,但其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概率不高,这表明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中小微企业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并积极对外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从而增强其外部融资能力。     

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谈判能力与商业信用——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3-200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考察地区市场化进程不同的情况下,企业相对于主要供应商/客户的谈判能力对企业商业信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供应商和客户集中度越高,相对谈判能力越低,更可能提供商业信用,进一步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公司相对主要客户的谈判能力更弱,更有动机提供商业信用,而公司相对主要供应商的谈判能力增强,更可能获取商业信用。这不仅从企业的相对谈判能力视角拓展和深化了商业信用的竞争假说,而且从制度环境上,为更好理解转型经济环境下企业利用信用方式作为市场竞争手段以促进企业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商业信用、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3-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商业信用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考察商业信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对现金流高度敏感,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现象;商业信用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国有上市公司受到的融资约束比民营上市公司小,但是随着商业信用规模的扩大,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有明显的缓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供需双方的探讨

选取中国沪深A股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该结论不随回归模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商业信用融资衡量指标的改变而改变,而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后仍然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金融渠道、经营渠道以及供应链渠道对商业信用融资产生影响.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国有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以及所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正面作用更强.     

上市公司提供商业信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企业在交易中采用赊销的比例低于欧美国家。以"应收账款/流动资产"作为商业信用水平的度量指标,对影响上市公司提供商业信用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较少依赖提供商业信用来进行质量信号传递;拥有较高存货水平的上市公司为了减低存储成本、促进销售,会采用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从而导致应收账款的增加;在信用普遍缺失的环境下,对坏账损失的担忧抑制了企业主动通过提供商业信用为客户融资,进而来扩大或保护自己竞争优势的行为;在行业景气的情况下,对未来的乐观预期降低了经营者对坏账的担忧,进而倾向于采用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导致应收账款水平提高。     

商业信用融资研究综述：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

商业信用融资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梳理与归纳相关文献,总结了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具体来说,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宏观因素,如政策因素;以及企业个体因素,如公司绩效、公司治理等;此外,商业信用融资也会显著影响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包括市场地位以及股价崩盘风险等。本文提出了三个未来研究的思路。本综述可为研究者、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企业精准扶贫行为与商业信用融资

文章以 2016-2019 年中国 A 股市场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精准扶贫行为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没有实施精准扶贫行为的企业,实施精准扶贫行为的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2)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实施精准扶贫行为会增加银行信贷、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的需求。 文章研究表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在全面脱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企业融资需求的动态均衡。     

金融开放与商业信用配置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制放开为准自然实验，以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基础样本，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法检验金融开放对企业间商业信用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外资银行管制放开后，金融抑制程度高的城市内企业商业信用配置显著下降。具体地，外资银行管制放开前城市金融抑制程度减少1个标准差，外资银行管制放开后，其内部企业商业信用供给降低7.21%。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抑制作用在下游客户集中度高的企业、上游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供给侧上游企业长期“超额”信贷下降和需求侧下游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是外资银行管制放开“挤出”商业信用的两个机制。本文不仅丰富了金融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与企业间非正式融资互动的相关文献，同时也对我国当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商业信用:替代性融资,还是流动性危机的信号?

受经济增速下滑和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影响,银行信贷顺周期收缩导致企业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依赖度上升。本文利用2006-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对于不同融资约束企业在不同经济周期下的关系演变,并以商业信用对企业破产风险的影响来检验商业信用增加的实际功效。实证结果发现:在经济下行周期,商业信用融资约束会随着银行信贷的收紧而收紧,商业信用对银行信贷的替代效应顺周期下降,市场整体流动性风险上升。非融资约束型企业会在经济下行周期减少商业信用的使用量,而融资约束型企业的商业信用的替代效应则不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是,对于融资约束型企业来说,这一替代效应更多的是"虚假替代",即企业并未获得有效的商业信用补充,而是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导致的商业信用被动增长,是信用风险上升的信号。     

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间替代关系的实证分析

新的经济周期下,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商业信用成为企业融资渠道的另一种主要来源。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一定比例的替代关系,同时发现企业资产负债情况等因素对企业的商业信用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改革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议。     

社会腐败、企业经营状况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我国大陆地区与香港地区零售业的面板数据检验

在我国,商业预付卡成为社会腐败的一种形式,由此造成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上升.本文搜集零售业上市公司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社会腐败、企业经营状况与其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大陆地区社会腐败程度与零售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正相关,而企业经营状况并非影响其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决定因素,这验证了商业预付卡背后存在着社会腐败现象.此外,通过与香港14家同类公司同期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一方面,相对于大陆地区,香港零售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更依赖于企业经营状况,而与社会腐败无明显关系;另一方面,在样本范围内,大陆地区社会腐败因素对商业信用融资所占总资产比例的增长贡献了至少5.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