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新发展理念以及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文章采用双向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10年相关数据为样本,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考虑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管理层持股比例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实证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异质性检验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多、企业ESG评分较高以及产权性质为国有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具有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绿色创新活力的战略优势,对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实现绿色转型升级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作用机制研究

选用沪深A股上市的2039家制造企业2010—2021年的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主要通过加大创新资源投入、缓解融资约束的方式来发挥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非国有、有政治关联、东部地区的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企业作为社会绿色转型的主体,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应“双维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关键。选取2014-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聚焦数字普惠金融的绿色转型效应,在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传导路径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受内部技术壁垒、阶段性特质等因素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行业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效果也不相同,其中传统煤炭领域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难度,缓解融资约束困境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为了更好地营造“逐绿而行”的政策环境,政府应以降低融资风险为锚点,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创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主体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吸收能力影响组织敏捷性机理探究——IT创新和流程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强化吸收能力有助于促进IT创新和流程创新，进而提升组织敏捷性。笔者基于吸收能力理论，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吸收能力、IT创新和流程创新影响组织敏捷性的研究模型，采用国内173家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借助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实证验证吸收能力对组织敏捷性的影响及IT创新、流程创新在其中的作用。验证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吸收能力正向影响组织敏捷性，在此影响过程中，IT创新和流程创新发挥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学术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吸收能力影响组织敏捷性的机理，拓展了吸收能力理论的应用范围，丰富了吸收能力如何影响组织敏捷性的相关文献，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强化吸收能力、推进IT创新和流程创新、提升组织敏捷性等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碳中和以及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以北大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库作为支撑,选取了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主要是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除此之外,异质性分析结果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重污染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政府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其使用深度的建设,挖掘其内在价值,使得其在企业绿色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年度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企业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数字金融对社会责任履行强度高的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索——以汽车企业为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浪潮的涌现,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汽车制造作为工业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挑战。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降低成本、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驱动商业模式创新、促使数据驱动决策、提升客户体验和满意度、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的机遇。转型也面临安全风险、数据隐私保护、组织变革等方面的挑战。本文以汽车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及动因、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与应对等进行研究,以期为促进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视角的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式，其创新效应备受关注。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理论模型，以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此效应对规模较大、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产权保护更好地区的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研发投入的提高得益于数字化转型情形下的利润保障机制和成本控制机制，研发效率则源自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未来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聚合催化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基于我国沪深主板上市企业2008～202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抑制作用、非线性演变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创新意愿、提升内部控制和加强风险承担三条路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且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为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落地、促进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一定的参考。     

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兼论内部控制质量与政府补助的影响机制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66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检验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驱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获取政府政策扶持两种途径赋能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非高新技术以及处于成熟期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创新的效果更加突出。研究结论为制造企业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了思路与启示。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直接资源补充和间接信号传递的角度剖析企业如何利用政府创新补贴进行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及创新产出对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与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利用政府创新补贴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激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研发投入与提升创新产出在政府创新补贴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第三,政府创新补贴对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更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要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机制,推出差别化的创新补贴政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激励其加大研发投入,助力企业完成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基于内外部资源协同视角

采用2011—2021年中国制造企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内外部资源协同视角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效促进了制造企业的绿色投资,且可以通过促进内外部资源协同进而推动绿色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促进了拥有高风险偏好管理者的企业及非重污染制造企业的绿色投资,对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地区的制造企业绿色投资产生的促进效应更大。     

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化转型正促进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和效率变革。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上市公司年报中关键词词频指标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路径。基于微观企业特征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践行数字中国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强化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薄弱环节的融资支持;引导企业制定符合自身特征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加速推进新兴科技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有机融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客户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供应商绿色创新——基于供应链关联视角

从供应链关联视角,研究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客户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与绿色创新结构高级化;客户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迎合客户绿色转型需求、强化自身社会责任“信号”、绿色技术创新溢出三种渠道推动供应商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在两者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该影响在市场地位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中更为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

在数字经济盛行的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结合文本分析法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价值,并且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从信息优化、财务稳定和内部治理三个方面驱动企业价值的显著提升。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权益资本成本：提升抑或降低？——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以往的文献集中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少关注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本文基于Python爬虫和文本分析技术自行构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该项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股票流动性以及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等渠道促进权益资本成本的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低股权集中度企业和高行业集中度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分析——基于2558家制造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研究期间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企业数字化转型可显著促进其创新绩效的提升,尤其在国有企业及高创新资源城市中的表现更为明显。在机制上,信息披露可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而供应链集中度则会弱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增强企业研发强度来促进其创新绩效。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数字化转型会产生一定影响。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的“蓄水池效应”还是负向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在货币政策较宽松和行业竞争度较高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也更能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渠道分析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两个渠道来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合理的金融资产配置才能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为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财务宽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兼论社会责任与管理决断权的调节作用

企业是绿色创新的重要主体,资金是绿色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1 39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检验法,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务宽裕显著促进绿色创新。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财务宽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风险承担能力助推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管理决断权在财务宽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财务宽裕对绿色创新的驱动作用仅存在于成熟期,在成长期与衰退期无明显促进作用。本研究为财务宽裕企业合理利用冗余资源、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了思路与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实体经济投资,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从而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处于成熟期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在实体经济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