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税费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本文使用群体性事件参与来衡量社会稳定,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数据和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城市税费水平数据考察了地区税费水平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税费水平对群体性事件参与具有显著性影响,地区税费水平越高,该地区居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大。将样本按照是否感知权益侵犯进行分组,结果发现,不管是感知到权益侵犯的个体,还是未感知到权益侵犯的个体,地区税费水平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均具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地区税费水平对感知到权益侵犯的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影响更大。将样本按照户籍进行分组,结果发现,地区税费水平对城镇居民参与群体性事件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对农村居民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性影响,地区税费水平越高,农村居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大。     

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将失业率分解为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两部分,分别考察其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结构性失业率上升使得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而周期性失业率对其影响微弱.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表明,结构性失业的直接受损群体为低收入阶层.对于城镇高收入阶层,无论是周期性失业率还是结构性失业率,都不对其收入水平构成显著性影响.     

捕风捉影

广东近半低收入者无养老保险一项民调显示,广东省内低收入人群养老覆盖缺失,仅有52%的低收入人群表示参加了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明显低于其他收入人群的参保比例。调查显示,中低收入水平以上的受访人群参加政府提供养老保险的比例均在七成以上,而低收入人群仅为52%,有46%的低收入受访者表示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中高收入受访者参加政府提供养老保险的比例最高,达到85%。调查分析指出,低收入人群的养老覆盖程度     

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我国各地区居民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明显增加,但是收入的增加并不代表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两者并不是一直成正比关系。很多专家通过分析后指出,居民的幸福感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政府服务、家庭因素、受教育程度及经济因素等都会对居民幸福感造成影响,而居民收入的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外国学者认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相对收入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其主观幸福感比较强,而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其主观幸福感比较低,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指数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国内也有相关报告指出,随着个人收入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也在逐渐提升。本文首先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内容进行了简单阐述,其次分析了居民幸福感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以提升居民收入为基础来促进居民幸福感提高的对策。     

配偶收入如何影响自身生活幸福感？——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配偶收入影响自身幸福感的两种影响渠道:经济支持渠道和收入比较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配偶收入对自身幸福感分别产生正效应和负效应,综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进而,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微观数据,我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配偶收入和自己的收入均对自身“潜在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配偶收入的影响程度小于自己的收入.这表明,就对幸福感的影响而言,自己的收入和配偶的收入并不完全是同质的.第二,对年龄较大的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配偶收入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而对年龄较小的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配偶收入的正向影响则是显著的.这表明,人们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接受的价值观念以及自身收入水平的高低是配偶收入影响自身幸福感的调节变量.     

海南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居民幸福感的高低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性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据课题组对海南省居民抽样调查研究得出:收入较高的样本组平均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收入较低的样本组;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平均居民幸福感是提高的;经济发展不足、人均收入水平低是拖累海南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居民收入是提高海南省居民幸...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收入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6～2010年的微观数据以及全国12个省份的最低工资数据,在控制地区差异和时间趋势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收入的期望、整个分布以及低收入群体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每提高1%,工资收入平均提高0.6%。最低工资对收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人群,而对于高收入群体是否存在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中不同年龄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具有异质性影响。最低工资有利于低收入者工资水平的提升,尤其对中老年低技能劳动力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最后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工作特征影响员工情绪幸福感的机制研究:心理脱离的中介效应

情绪幸福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与管理者探讨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压力源——脱离模型,通过分阶段收集834名在职工作人群样本,构建并检验了工作影响情绪幸福感的双变量模型.研究发现:(1)工作要求和情绪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即工作要求越高,情绪幸福感越低;(2)工作资源与情绪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即工作资源越高,情绪幸福感越高;(3)心理脱离在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与情绪幸福感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工作影响员工情绪幸福感的内在心理机制.这些研究发现对于管理实践如何提升员工的情绪幸福感也提供了理论指导.     

农民工幸福感调查——以江苏南京、盐城为例

通过对江苏省南京市和盐城市两地的实地调查,发现南京农民工幸福感低于东台,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幸福感低于离土不离乡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低于传统农民工。同时发现性别、婚否、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分析得出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包括:收入、社会人际关系、家庭因素、年龄、性别、情感因素、受教育程度。得出最终的研究结果,提出几点针对性建议,试图为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尽绵薄之力。     

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

(1)保障基本生活基本养老保险的目的是对劳动者退出劳动领域后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这一原则更多强调社会公平, 有利于低收入阶层。一般而言,低收入人群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指养老金相当于在职时工资收入的比例) 较高,而高收入人群的替代率则相对较低。劳动者还可以通过参加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