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效率实证研究的投入产出指标选择

评述了近年来有关重点文献中银行效率测算时投入产出指标选择的共性问题,如指标的重复与遗漏、对应股东权益的资本价格统计口径偏误等;与大多数文献一样依据中介法的思想,针对不同的测算目的建立了相应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明确了各项指标在财务报表中对应的项目;对我国全部16家上市银行近6期数据的实证表明使用三套评价指标体系测算的效率结果大体上一致。     

财政补贴、外部性、价格机制与国有企业效率

认清国有企业的真正效率十分重要。文章从财政补贴的视角对国有企业的效率进行了研究,着重研究财政补贴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机制。财政补贴导致了国有企业严重的外部性,外部性导致了国有企业中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结构不合理,造成价格机制的不完善,进一步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     

多维度视角全面评价国有企业效率

通过构建国有企业效率评价多维度模型,将国有企业效率拆解为经济辐射效率、传统经济效率、经济增长效率、创新效率和社会效率。通过数据证明在经济辐射效率、创新效率和社会效率方面,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带动其他企业相关效率的提高;在传统经济效率、经济增长效率方面,与其他所有制企业没有显著差异,可以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得到提高。     

基于超效率DEA方法的高校会计人员绩效评价研究——以某高校为例

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制度建设、基础设施配备、工作能力、工作业绩、职业道德和政治倾向等方面构成的高校会计人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黑龙江省某高校2010-2016年相关数据,利用超效率DEA方法对该高校会计人员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该高校会计人员绩效评价整体来看处于效率有效状态,且2014年效率最高,但是2010年该高校会计人员的投入产出不相符。最后基于构建t统计量的思想,逐一剔除相关指标对该高校会计人员绩效的影响指标显著性进行分析,表明该高校会计人员绩效主要受基础设施配备指标、工作能力指标和政治倾向指标的影响。     

股权结构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基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制度背景,利用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股权结构在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国有股控股股东对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效果不显著,国有法人股控股股东对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在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时,国有控股股东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效果较弱,相对控股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最优的治理效率.     

推行时间管理对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

我国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效率低下、人工成本较高的问题,提升国有企业运作效率,并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改善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推行时间管理对于提升管理效率、增加人力资本的收益是一个直接有效的管理手段。     

国有企业效率和经济效果审计的有关问题

国有企业效率和经济效果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审计的重要内容,明确国有企业效率和经济效果的差异,对确定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和经济效果审计的重点和标准至关重要。     

房地产行业周转率相关指标梳理与分析

首先明晰房地产行业运营效率相关概念内涵，分析表征运营效率的典型周转率指标的特点与意义，结合我国房地产行业的特点分析周转率指标的适用性和局限性。通过对房地产行业常用的周转率指标的归纳与梳理，为后续运营效率指标水平的描述性统计以及实证研究构建较为系统和完善的指标体系。     

国有企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效率图谱研究

1978~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5倍,被称为“中国奇迹”。然而,有关国有企业在中国奇迹形成过程中的功能与效率仍存在很大争议。为了定量回答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构造了全新的变量指标体系,并基于国泰安数据库横跨31个省份的企业面板数据,采用WLS、分位数回归及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了国有企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对效率差异,进而模拟国有企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效率图谱。效率图谱表明：虽然处于起飞阶段的地区迅速实现技术模仿工业化,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宏观效率,但国有企业在微观效率方面的短板也将随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显现。     

外部监督与国有企业经营效率

聚焦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问题,引入“八项规定”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外部监督强度变化对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并从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动机和经济动机的角度剖析其影响机制,从而厘清外部监督在国有企业治理与经营效率方面发挥的作用及其限制条件。研究发现,在“八项规定”实施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有了显著的提升,这种效应主要在腐败程度较高、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以及内部监督较薄弱的企业中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政治晋升动机越强或经济动机越强的国有企业,在“八项规定”实施之后经营效率提升越显著。研究不仅丰富了公司治理中监督机制作用的相关理论,而且为“八项规定”等反腐败措施在企业行为层面的微观影响研究做出了补充,同时为国有企业改革中监督与激励机制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