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周期视角下股利政策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关系重构

以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和所有权性质的双重研究视角,实证检验了现金股利政策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长期的国有企业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产生了扭曲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股利能够通过抑制过度投资缓解其扭曲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成长期的民营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源于真实的融资约束水平,支付现金股利会进一步提高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成熟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均来源于代理冲突,现金股利政策能够弱化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衰退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产生了扭曲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股利政策会进一步扭曲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融资约束、流动性管理与企业投资——来自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1年间沪深两市中的118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以往研究中采用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进行适当的改造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一方面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弱于无融资约束的公司,另一方面其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强于无融资约束的公司,同时其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这些结果共同表明面临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的确通过流动性——现金持有的管理来缓和其在现金流状况不佳时面临的投资不足问题,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与公司价值。     

混合所有制、股权制衡与国企过度投资:基于政治观和经理人观的解释

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国企过度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混合主体的股权制衡度对于缓解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权方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实施国有+外资混合股权结构以及国有+外资+民营混合股权结构,均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但当混合股权结构中只包含民营股东时,混合主体的股权制衡度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则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经理人代理效应是混合股权制衡度影响国企过度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非效率投资问题的解释力相对更为有效.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在不考虑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非理性管理者"模型框架下,选取中国上市企业近五年(2008—2012年)的样本,研究了不同企业属性下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决策和投资效率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企业自由现金流充裕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正相关。在过度投资方面,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大;在投资不足方面,国有企业对自由现金流过高的依赖使得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     

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和内部融资敏感性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融资困难问题已成为约束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瓶颈。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显著为正,不确定性对投资具有显著的负的影响。以现金红利、股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的标准时,融资约束和投资—现金敏感性同向变动。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主要源于自由现金流理论下的投资过度。     

终极所有权、高管薪酬对房地产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本文选取2007年~2016年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主要围绕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控制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从而分析高管薪酬分配,最后研究我国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终极所有权影响了我国企业的控制权,进而影响了企业的股权分配。控制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引起的代理问题,使得经营者重新思考薪酬分配,因此存在终极所有权的企业,高管薪酬敏感性更高。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管理影响了经营者的行为,决策层会投资房地产业来提升业绩从而提高自己的薪酬,高管薪酬与房地产投资程度成正相关。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及其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频繁发生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现状,分析其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以及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且负债对过度投资有约束作用;非国有控股和现金股利能制约过度投资行为,但影响有限;经理持股与独立董事对过度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增量融资与投资显著正相关,且其影响最为显著.因此,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完善资本市场,使其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功效.     

制造业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近些年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通过对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国有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容易造成投资不足,但是如果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则容易造成过度投资;法人股持股比例提高能够有效地抑制过度投资,但也容易造成投资不足;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越高,容易造成过度投资,不易造成投资不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水平越高,投资不足水平越低.     

“债转股”浅探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问题,国家出台了“债转股”政策。本文试就“债转股”能否使国有企业减轻债务负担、摆脱困境等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浅识。“债转股”,顾名思义,就是将债权转为股权,从而使债权人转变为股东。具体来说,即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变为银行对企业的股权投资,银行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经营,避免企业逃避债务行为的发生。而对于企业,则其部分银行贷款转换为股权投资,并由债务人转变为被投资单位,解除了,一部分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     

自由现金流、债务契约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中国房地产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借鉴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投资模型,实证检验自由现金流、债务契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债务契约对自由现金流与企业投资效率的调节效应。同时,还考察了危机冲击下自由现金流、债务契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债务契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１）房地产企业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性较强,企业前期的现金持有量与企业当期资本量显著正相关。（２）房地产企业自由现金流与企业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自由现金流水平越高,企业投资效率越低,过度投资越严重。（３）负债融资对企业具有相机治理的功效,债务契约可以减少自由现金流的滥用,对房地产企业过度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企业长期负债的治理效应尤为突出。（４）债务融资对自由现金流与企业投资效率起调节作用,在控制危机冲击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后这种调节效用仍然存在,长期负债对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果表明,对中国房地产上市企业而言,债务契约在企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督效应”和“自由现金流效应”,负债对企业投资非效率行为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从而纾解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冲突。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要素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沪、深两市115家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设置会计盈利和公司价值两类指标,运用全回归和逐步回归方法,考察了我国上市家族企业家族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等治理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家族持股比例与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效果不显著;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董事长持股比例与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总经理持股比例则与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股权结构、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持有——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代理问题角度,利用我国2001~2005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持有现金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符合代理问题存在的基本表征,即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上市公司拥有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控股股东尤其是国有股东,并没有随着持股比例增加产生通常意义上的地下利益攫取行为,而是更多地支持了控股股东提升公司绩效的假说。     

制度变迁、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投资——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股权分置制度变迁的视角,通过考察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检验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及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改善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降低了因管理层自利行为而导致的过度投资。此外,有微弱的证据表明,股改后国有公司管理层的股权激励缓解了公司投资不足。上述研究对解决由公司内部人控制而产生的投资过度及投资不足等代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从制度层面研究公司投资行为和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内生性的视角简

在动态内生性的框架下,以2002年至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同时考虑三种内生性情况,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估计方法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动态内生性,不仅当期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前期股权结构也对公司绩效有着显著影响,并且前期公司绩效对当期股权结构具有反馈效应。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提高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降低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来提高公司绩效,进而提升公司价值。     

机构持股与控制权转移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1～2004年我国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控制权转移前后机构持股对公司治理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机构投资者发展的最初阶段，在接管事件发生之前，机构投资者没有表现出参与公司治理、改善公司绩效并降低公司被接管的可能性，但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进一步发展，在2003年控制权转移事件之后，机构持股已能够影响公司治理并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公司治理对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的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我国制造业企业相关数据,从公司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经理激励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对我国企业国际化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权结构方面,外资股份占有企业股份比例越高,企业国际化程度越高;内资股份制企业中,国有股份越多,高层管理人员股份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国际化;此外,董事会结构对企业国际化影响并不显著。从经理激励机制的影响来看,CEO的任期越长,越有利于企业国际化;CEO收入的确定,也有利于企业的国际化。     

代理成本视角下的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波动

选取中国2001-2004年连续发放现金股利的19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四个股利调整模型（PAM模型、FAM模型、Waud模型和ETM模型）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对样本公司的股利波动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每股收益及其变动是引起每股现金股利变动的关键因素。同时还发现,股利波动与公司股权结构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利波动越大;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利越稳定。     

会计稳健性、债务期限结构与债权人保护

有效的债权人保护机制能够减少债权人的逆向选择,有利于债务人取得更有利的债务融资条件。会计稳健性通过信号显示机制,可以降低债权人对违约风险的预期,有利于债务人获得长期债务融资。具体而言,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就越能获得更多的长期负债;而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未能发现会计稳健性与长期债务比例之间的显著关系。另外,地区金融发展深度会削弱会计稳健性对长期负债比例的影响。     

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公司治理与信号传递——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试图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从理论上分析智力资本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A股股票市场中2010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总体比较低;股权集中度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指数之间呈U型关系;独立董事在董事中的比率越高、其他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度越高,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降低信息披露透明度,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则有利于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与控股股东的性质之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