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增强一国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深度剖析数字贸易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作用机制基础上,利用TiVA、UNCTAD和WDI等数据库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贸易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呈倒“U”型关系,数字贸易水平超过阈值后,其引发的负外部效应会逐渐显现;相比于发展中国家,该倒“U”型特征在发达国家更为显著;科技创新在数字贸易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应进一步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推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增加值核算体系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竞争力研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上游度指数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结合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度指数以及基于国内增加值核算下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利用最新版本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从服务贸易整体、服务大类、细分服务部门三维度深入分析我国2000～2014年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竞争能力。研究结果表明:(1)在上游度指数层面,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出口具有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攀升的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指数值更大;(2)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层面,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偏弱,其中生活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而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资本密集型以及公益服务型两类服务业具有微弱的竞争优势,而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贸易网络地位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1-2014年86个主要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全球贸易网络，并从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网络异质性三个维度分析个体国家的网络特征与地位，以及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的贸易网络地位提高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由条件分布的低端向高端攀升，贸易网络地位提高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呈现弱化趋势；贸易自由化水平提升能够强化一国贸易网络中心性及异质性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但削弱了贸易网络联系强度的正向效应。研究结果对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回归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层面探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不论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样本检验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沿海省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多样化集聚则通过加快要素流动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国际竞争力分析

生产性服务作为服务业和加工业的粘舍剂．以服务业为中心将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连起来，成为先进工业化国家后工业化的重要特征。因而，生产性服务贸易也就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与发展趋势。本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速度较快，但贸易结构落后，贸易逆差逐年扩大，竞争力较弱，影响到作为世界加工厂的我国制造业。因此，扩大生产性服务贸易，改善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是提高我国生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举措。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视角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对内开放双重视角，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并且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2)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能够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抑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4)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中国服务业出口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增加值分解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服务业出口中有一定比例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不仅存在“统计幻象”,还可能会误导贸易政策。利用总贸易核算法对中国服务业出口APEC①经济体的增加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率呈现下降趋势;隐含在最终品中的增加值减少,被直接进口国用于生产出口品的中间品占比增加,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服务业出口的国别分布呈现出“一头独大”趋势,作为主要出口地的美国占比从1995年的1659%上升至2011年的3441%;服务业出口APEC经济体的结构已经实现了由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正在成为各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新引擎。采用OECD-TiVA数据库、OECDSTAN数据库的数据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及行业数字化投入程度进行测算,验证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整体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在行业异质性方面,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对生活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数字化投入对高端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优于传统服务业。在国家异质性方面,对于发达国家和互联网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数字化投入对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经验分析

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利用他国优质资源和技术溢出效应强化自身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而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一国在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网络特征（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非均质化使一国的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也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影响。以2007—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矩阵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上趋于上升,且各国间的差距趋于缩小,与此同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的联系和密度增强,各国的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总体上也趋于提高;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其中技术进步具有调节效应,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强化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提高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效应具有时空异质性,该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更强,在“一路”沿线国家比“一带”沿线国家更显著。因此,应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吸引更多经济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整体网络的优化升级和个体网络特征的改善来促进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并加快整体技术进步,以强化和提升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双循环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双重价值链嵌入——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观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仅需要打通产品市场的堵点,也需要服务链条在国内国际的贯通。生产性服务投入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来源,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动力。基于国内国际嵌入式投入产出表,对2012—2017年中国31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进行测算,借助Gephi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实证检验国内价值链嵌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普遍高于全球价值链,这表明我国省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参与程度较低,以参与国内市场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较低,位于中下游位置,东中部地区省份的参与度和分工位置普遍高于西部地区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其中西部省份提升作用最为明显。     

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分析

本文利用一些典型年份及2015年最新的年度数据从不同技术等级的中间产品贸易状况、产业内贸易类型以及增加值贸易等三个方面研究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结果显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总体而言,依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此外,从细分行业来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相对较高。最后就如何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业比较优势:核算与比较

在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和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本文采用服务业附加值出口的RCA、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收入的RCA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业RCA三项指标,基于OECD-Ti VA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对2005~2015年13个服务行业进行研究,通过三项指标的核算与比较综合评估分析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状况。结果表明,由于未能核算包含在其他行业出口中的服务业附加值,传统RCA指标总体上低估了我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以服务业附加值出口的RCA核算,金融保险业是我国2015年唯一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也是2005~2015年间比较优势提高幅度最大的服务业,在G20中已居于前列。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收入的RCA核算显示,我国各项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都呈比较劣势,我国制造业部门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相对较多的价值链收入,服务业部门获取的价值链收入也在增加。我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间接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获取,2015年金融保险、运输仓储、电信业、膳宿业和艺术与文化娱乐五个行业具有比较优势,2005~2015我国服务业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RCA迅速提升,也带动了各服务业附加值出口RCA的提高。     

数字化销售与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

本文利用PageRank算法，纳入出口产品质量，刻画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并在整合多方微观数据库资源的基础上，检验了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对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销售转型对提升企业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化销售模式通过提高企业出口市场广度和出口强度促进了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数字化销售模式对小规模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贸易网络范围小的企业的影响效果尤其明显。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GVC分工特征及贸易互补性研究

通过对"金砖国家"全球价值链长度的测算与分解,从垂直生产结构视角探讨了2000～2014年"金砖国家" 56个行业相关产品生产所需阶段数目的变迁。继而,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借鉴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国际比较,探讨了"金砖国家" 56个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现状与国际地位差异。借助贸易互补性指数测算以明确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强弱。研究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长度与增加值出口规模均居"金砖国家"之首,"金砖国家"共有19个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为接近,但对于多数行业而言,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存有一定差异。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极为广阔。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考察——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

本文以WTO-OECD新推出的附加值贸易统计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地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加工贸易”环节,与主要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出口国之间存在附加值逆差,与欧美等最终产品进口国之间存在附加值顺差。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附加值出口贸易具有较高的国外附加值、较低的国内附加值、服务附加值偏低等特点。国内自给能力较强的制造业和开放程度较低的服务业具有较高的国内附加值,而国外附加值较高的行业则集中在中间进口品占比较高的高技术密集型产业。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评估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下的增加值贸易视角,运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计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部门的GVC地位指数,以准确评估出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低,特别是住宿餐饮业、租赁与商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下游环节。中国服务业的国内价值增值、国外价值增值的明显偏高导致中国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难以提升。     

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效率乃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根据28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制造业整体相比,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更大;将服务贸易分类考察时发现高技术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作用更显著;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制造业竞争力影响存在差异。     

贸易竞争、贸易互补与贸易环境——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合作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合作呈现递增趋势,是中欧关系的重要补充;中东欧国家主要出口机械产品,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大;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互补大于贸易竞争,合作空间较大;中国加深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对于欧盟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反而能够提升欧盟经济体的综合实力,即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能够优化贸易环境。建议推动“放管服”改革,减税降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品附加值,借鉴中东欧国家高端机械制造的经验;处理好中欧产业竞争与互补关系,避免在机械制造领域开展直接竞争;构建包括中国、中东欧国家、欧盟以及其他国际性组织在内的常态化交流机制等。     

金砖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与动态变化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可以比较和测度金砖国家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的贸易利得。研究结果表明,在制造业增加值总量和结构方面,金砖国家在高技术制造业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分度,在其他的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表现类似,说明高技术制造业已经成为金砖国家以后发展的重心。同时,在全球价值链收益方面,来自外部需求的贡献率也呈现稳中上升的趋势,金砖国家均获得了大量的贸易利得,中国尤为显著。因此,在全球价值链收益角度,中国制造业已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制造业的国际化、市场化,改善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地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     

中国和南亚四国货物贸易关系网络分析——基于进出口、贸易竞争和贸易互补三个维度

2005—2016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货物贸易规模大幅增长,南亚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结构变动不大且多为技术、资本密集型加工产品,进口产品结构变化较大且趋于多元化和合理化;中国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三国的贸易竞争性较弱、互补性较强,与印度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都比较显著;中国和南亚四国贸易关系网络密度趋于上升,进出口关系和贸易互补关系趋于向少数国家集中,贸易竞争关系趋于分散。总体上,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互补性大于贸易竞争性,各国贸易合作潜力较大。但2012—2016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货物贸易处于增长停滞状态。应优化贸易产品结构,拓宽贸易领域,增强产业互动,创造贸易条件,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货物贸易持续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