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保险产品缺陷与改进对策研究——以专利执行保险为例

由于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在我国处于试点阶段,在"政府引导,中介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推广模式下,相关保险产品的保费多以固定标准进行计算,并未全面考虑投保专利面临诉讼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专利诉讼的发生与专利类型以及有效期都有明显关系。因此,专利执行保险的保费计算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收费模式,而应对投保专利的类型和有效期加以适当考虑。其中,保费的计算应该以影响专利诉讼发生的风险因素为主要依据。     

知识产权保险之困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以专利执行保险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保险,其功能在于分担中小企业维权过程中的诉讼成本,降低或分散企业维权风险。随着政府对专利执行保险推广力度的加强,作为市场创新主体的企业并未对该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使得该保险遭遇推广困境。通过分析发现,专利执行保险的功能局限以及我国专利质量普遍不高,是造成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提出完善立法、优化专利保险产品结构、提高专利从业人员素质等政策建议。     

美国知识产权保险——企业科技创新的护身符

美国的知识产权保险分为知识产权执行保险和知识产权侵权保险。该保险所保护的主体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潜在的侵权人也包括潜在的受害人。企业在投保知识产权保险后,可以放心大胆地投身于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而不必担心可能遭遇的知识产权诉讼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科技进步,推动了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关于我国专利知识产权开发与保护的制度创新研究

我国加入WTO以后，企业的技术创新应将专利战略置于核心地位。专利知识产权的开发与保护不仅涉及法律，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创新。     

我国知识产权保险产品缺陷与改进对策研究

由于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在我国处于试点阶段,在 “政府引导,中介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推广模式下,相关保险产品的保费多以固定标准进行计算,并未全面考虑投保专利面临诉讼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专利诉讼的发生与专利类型以及有效期都有明显关系。因此,专利执行保险的保费计算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收费模式,而应对投保专利的类型和有效期加以适当考虑。其中,保费的计算应该以影响专利诉讼发生的风险因素为主要依据。     

商业方法创新的专利保护：争议与启示

自20世纪末,传统的商业方法与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软件及硬件日益紧密结合,技术化的商业方法创新逐步成为专利保护的客体。为了鼓励商业领域的创新,美国于1998年率先为商业方法专利敞开了大门,由此引发了商业方法领域的专利竞赛,但是商业方法专利的可专利性、专利质量、专利价值以及创新激励等问题始终存在诸多争议。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上述争议问题进行了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及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借鉴。     

专利保护国际化的经济效应研究综述

在专利保护制度的国际化进程中，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技术许可、贸易条件的改善以及对知识密集型产品研发投资的增加，发展中国家也能够获取部分收益。简述了专利制度国际化的时代背景，综述了专利制度国际化对R＆D、技术许可、FDI以及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相关研究。     

专利诉讼中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以2000—2020年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SSCI）和CNKI核心数据库（CSSCI）收录的669篇文献为研究样本,采取文献计量法等方法并利用R语言编程等工具对国内外专利诉讼整体脉络、研究热点演进、研究前沿等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专利诉讼研究已经成为重要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美国是专利诉讼研究的领先国家,国内外发文数量差距较大且呈加剧之势,国内已有稳定期刊群,国内各机构关注的具体议题不同;国内外研究热点演进可以分为3个阶段,现阶段国外研究表现出研究范围广、对象多元、方法前沿、程度加深等特点,而国内特征为将国外研究框架、理论方法与我国具体国情实践相结合;国内外共同研究前沿为专利蟑螂和创新,其余方面则有一定差异。基于研究结论,给出加强交叉学科研究、紧跟国际趋势、加大国情视角分析等针对性建议。     

美国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投资与专利保护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在缓解全球粮食安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发展非常迅速，与其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立法也经过多次调整完善，巩固了其技术和市场优势。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投资现状，梳理其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历程，并从授权专利的申请单位类型、技术类型和前十强企业的专利集中度等方面，分析农业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进展，总结美国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及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成功经验，以期为促进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及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提供经验借鉴。     

专利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与制度创新

面临世界贸易组织和新经济的来临 ,如何设计出一个有效的专利制度来鼓励技术创新和转化成为我国目前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本文对个人的专利行为和我国目前以专利法为主体的专利制度进行了经济学分析 ,并且在此基础上 ,提出并论证了几点对专利制度进行创新的建议 ,以便为我国的技术创新和转化提供一个更完善的制度背景     

知识产权保护与“南方”国家的自主创新激励

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具有自主创新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南北双方的总体影响。本文发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南北双方的总体效应依赖于南方的初始技能劳动水平和北方创新性质导致的市场结构。在垂直创新的寡头市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自主创新没有激励效应,它对南北双方都造成伤害;在水平创新的垄断竞争市场,当南方技能劳动短缺时,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在短期有利于南北双方,但并不激励南方自主创新。当南方技能劳动充裕时,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激励南方的自主创新,并在长期对南北双方都有利。研究发现,南方存在一个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其依赖南方的技能水平以及市场的竞争程度。     

创新视阈下专利许可公司商业模式解构研究

专利投机行为是专利运用的异化,其实施主体是被称为专利许可公司（NPEs）的非专利实施企业。从实施主体、专利类型、专利质量、许可关系及行为方式等要素系统解构专利许可公司的商业模式。在对专利投机行为盛行缘由和负面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NTP V. RIM和诺转型基亚两个经典案例,结合创新理论深刻揭示了专利许可公司的运营之道。     

专利法修改与企业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法律制度完善可以通过不同途径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法律制度变革可以提升财务风险较小的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利用2009年专利法修改实施这一难得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对法律修改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拥有较低财务风险的企业,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此次法律修改对负债规模更小、偿债能力更强、盈利能力更强、股权集中度更高的企业而言,其企业创新提升作用更显著。同时,研究结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供了法律变革层面上的经验证据,为法律修改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创新扩散视角下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策略研究

基于创新扩散相关理论,对我国知识产权法第四次全面修订进行考察,探讨与创新扩散密切相关的专利制度与著作权制度修订的具体内容,分析其中尚未遵循技术创新扩散规律的情形,并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创新扩散的策略建议。     

累积性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与最优政策

建立了一个两阶段研发（R&D）竞赛模型,分析在累积性创新市场上厂商选择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对其创新决策及最优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商业秘密能够作为创新的有效保护机制时,政府应该对初始创新实行宽专利保护政策,以刺激创新信息的披露;如果此时专利政策仍不能奏效,那么政府就应该实行宽松的反垄断政策,允许初始创新者和后续创新者达成同盟协议。     

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提升——来自中国的实证分析

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需要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能力的作用,需要以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为研究归宿。文章在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开放条件下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时面临的多重困境。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FDI规模和质量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并通过研发投入的加强提高了国际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更多更高技术含量FDI的正面效应,可以弥补其对技术溢出的抑制效应。     

创新驱动下专利运营法律问题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国家重大战略。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制度之一,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应该发挥其核心支柱作用。专利作为衡量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不仅反映出技术水平高低,而且能直观地展现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情况。如今,我国专利数量增长迅速,但是专利运营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和国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由此,提出国家应立法保障专利运营,同时应加强专利运营布局,形成规模化专利经济体系,进而带动整个专利运营市场健康快速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业绩期望顺差、知识产权保护与绩优企业创新

研究绩优企业创新行为,探讨了产权性质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情景效应,回答了企业组织是遵循“富则思安”的行为惯性抑或是“富而思进”的可能性。基于2011-2017年主板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业绩期望顺差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强,总体上绩优企业创新行为遵循“富则思安”的行为惯例。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且能有效降低业绩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这一作用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强的情况下,越能引导绩优民营上市公司从“富则思安”向“富而思进”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