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关系还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基于1995—2016年我国内地多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构建交互项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就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与对外开的放交互项系数为正,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门限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证明了威廉姆森假说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存在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增强,否定了开放性假说。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并通过区位熵测度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后利用面板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不高,二者均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较为缓慢;高技术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发投入、劳动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显著影响。     

FDI、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与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关系,检验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否影响显著,并在此模型基础上引入产业集聚变量来分析产业集聚中的FDI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集聚中的FDI技术外溢效应确实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不考虑产业集聚情况下,FDI在高技术产业中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最后对相关结论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与高技术人才集聚互动关系的建模研究

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与高技术人才集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定性描述,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刻画。通过对模型信息的深入挖掘,提出了促进两者和谐发展的建议。     

市场化进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及行业差异——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5-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其分解——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等进行了测算。在考虑市场势力和企业规模等因素之后,文章运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实证考察了市场化进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及行业差异。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既优化了高技术产业的资源配置,又促进了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了创新效率,且入世后这种促进作用更大;行业特征影响着市场化进程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效果,在技术密集度较低、外向度较高的行业中,市场化进程对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更大。此外,企业规模和经济绩效也是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而市场势力与创新效率却存在倒U形关系。     

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分析

基于2000-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29个省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以专利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高于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并且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此表明我国高科研投入与低实际产出的矛盾依然存在;②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与科技转化阶段的影响效应不同;③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规模、政府资助合理匹配可放大政策效果。     

威廉姆森假说: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威廉姆森假说认为,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能显著促进效率提升,但达到某一门槛值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小,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拥挤外部性更倾向于分散的地理空间结构。本文基于巴罗(Barro)增长模型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域1978—2008年的数据对威廉姆森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空间集聚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即没有达到门槛值以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超出门槛值后,集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即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显著存在。研究同时还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趋同和发散并存的态势。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0-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29个省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DEA 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以专利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高于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并且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此表明我国高科研投入与低实际产出的矛盾依然存在;②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与科技转化阶段的影响效应不同;③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规模、政府资助合理匹配可放大政策效果。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省域城镇化

采用Moran’s I指数方法分析了我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与集中性,并表现为大体一致的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梯次递减的分布特征;全国省域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城镇化率的提高,并能通过城镇化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差距。     

金融集聚对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2009—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阶段异质性视角出发,分析金融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金融集聚推动了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且这种提升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银行业集聚和保险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二是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两种途径促进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且创新资金投入为“优势路径”;三是拓展性研究发现,在技术研发阶段,金融集聚的“极化效应”仍占主导地位,无法促进近邻地区技术研发创新;但在成果转化阶段,金融集聚已经跨越了“极化效应”,在金融中心成熟后金融资源达到了有效的溢出,反哺临近地区创新的“涓流效应”开始体现。文章的研究明确了金融集聚与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关系,对中国正在推进的金融中心建设和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出口与产业生产率: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检验

本文通过对贸易理论的评价、总结与整理,提出了出口促进产业生产率提高的三个机理：规模经济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和要素重新配置效应。在此基础上,利用1998—2004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验证了高技术产品出口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品出口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不十分明显。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和原因分析,同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黑龙江省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与Tobit模型

首先运用DEA中的CCR模型对2011-2015年黑龙江省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实证结果表明:五年间黑龙江省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均处较差水平。进一步运用Tobit模型对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结构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市场规模、市场绩效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最后提出相应对策。     

本土技术转移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并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本土技术转移对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土技术转移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国外技术引进对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FDI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外溢效应;本土技术转移与国外技术引进存在互补效应,促进本土技术转移将有助于增强国外技术溢出效应。本土技术转移与FDI存在替代效应,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