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自恋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双元创新的中介效应

在开发管理者自恋人格量表基础上,调研CEO自恋受访对象与其所在企业年度数据,实证研究CEO自恋、双元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CEO自恋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企业成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对探索式创新影响不显著;企业利用式创新在CEO自恋与企业成长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CEO自恋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在开发管理者自恋人格量表基础上，调研CEO自恋受访对象与其所在企业年度数据，实证研究CEO自恋、双元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CEO自恋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企业成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对探索式创新影响不显著；企业利用式创新在CEO自恋与企业成长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家族所有权调节下的CEO薪酬与研发投资

以2013—2018年期间379家中国A股技术密集型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家族所有权在研发投资和CEO薪酬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CEO薪酬与研发投资水平关联性较高;家族所有权比例较高的家族企业对CEO薪酬与研发投资的关系具有更强的正向调节能力;低风险与高风险的家族企业在研发投资上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家族所有权在研发投资和CEO薪酬关系中具有调节的作用是基于信息优势和较长的投资期限,而并非风险规避。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企业的研发投资比非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投资效率、并可转化为更高的企业价值和增长率。     

制度理论与高阶理论整合视角下创业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转型经济下企业创新绩效差异不仅来源于创业制度环境,而且受到高层管理者心智模式的影响。为探讨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对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进行整合,引入创业导向作为中介变量,CEO自恋作为调节变量。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北京、吉林、甘肃、重庆、山西和福建等地385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创业导向起显著中介作用;CEO自恋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相关结论丰富了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研究成果,可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提供借鉴。     

CEO环境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创新模式选择关系研究

基于高阶理论与调节焦点理论,通过中国373家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探讨CEO环境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CEO环境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渐进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在CEO环境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CEO特质调节焦点正向调节CEO环境不确定性感知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之间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上述中介机制。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信息技术企业价值研究

以2011-2014年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补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补助、研发投入对当期及滞后一期企业价值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价值关系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经营情景会对该中介效应产生影响,其中企业营业利润水平具有促进作用,而企业规模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对企业研发投入及政府补助行为具有启示作用。     

创始人自恋特质与企业成长性关系实证研究

创始人性格特质对企业成长具有重要影响。从自恋特质、创始人权力与企业成长性关系出发，设计结构性权力和所有者权力维度，构建创始人自恋特质影响企业成长的概念模型；提出理论假设，并利用创业板194家上市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创始人自恋特质与企业成长呈倒U型关系，结构性权力和所有者权力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自恋特质和企业成长性之间分别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最后，对该研究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     

首席执行官权力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

文章以2010—2015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1 736个有效观测值为研究数据,基于中介作用的视角,引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 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中介变量,探究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权力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研究结果表明,CEO权力可以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同时,CEO权力可以显著提高研发投入,而CSR的履行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研发投入,即CSR在CEO权力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实践层面上,研究结果有利于厘清CEO权力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为公司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自恋领导对下属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关系视角

近年来,在领导特质研究领域,自恋领导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尽管现有研究探讨了自恋领导对下属的影响效果,但鲜有研究从领导与下属人际互动视角揭示自恋领导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基于领导特质过程模型和权威互补理论,探讨自恋领导对下属绩效的影响,并挖掘其内在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边界条件。通过对一家保险公司进行多时点、多来源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自恋领导对下属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冲突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下属权力距离负向调节了自恋领导与关系冲突之间的正向关系,即下属权力距离越低,自恋领导与关系冲突的正向关系越强,反之则越弱。此外,当下属权力距离较低时,关系冲突的中介作用更强,反之则被削弱。     

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市场化水平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如何选择合适的创新策略,是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以市场化水平和内部控制为调节变量,基于2014—2017年中证高新技术企业指数成分股数据,研究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关系,结果发现：CEO权力强度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结构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更显著,所有制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相较于探索式创新投入,市场化水平对CEO权力强度与利用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内部控制对CEO权力强度与探索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结论拓展了CEO权力与双元创新研究领域,可为企业利用CEO权力调节双元创新投入水平提供实践指导。     

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国有企业R&D投入

当前,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金额快速增长,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动态的外部环境中,更应该关注研发资助波动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从政府资助波动视角对企业R&D投入进行考察,运用面板数据聚类分析法对2011-2018年我国各省市技术市场发展程度进行划分,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对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企业R&D投入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具有负向影响;②技术市场发展程度对企业R&D投入具有逐渐减弱的正向影响;③技术市场发展程度显著调节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的负向效应,并最终达到正向效应。最后,提出各省市合理制定政府资助计划、加速技术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CEO技术专长与企业技术资本积累——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CEO技术专长对企业技术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及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CEO技术专长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资本积累；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较为显著；规模大且CEO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企业，CEO技术专长的直接效应、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明显高于规模小且CEO实施限制股票激励的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CEO技术专长的直接效应、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更突出。     

研发投入、国际化程度与制造企业价值的门槛效应分析

以2012-2018年有国外销售收入的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当期、滞后1期、滞后2期研发投入以及国际化程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存在单一门槛值;各期研发投入以国际化程度为门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且滞后1期与滞后2期研发投入的双重门槛值几近相同;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人力投入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而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负向影响企业价值。研究结论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引领我国制造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国际化进程、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外商研发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的影响——基于1999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笔者采用1999年～ 2008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研发投资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研发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知识获取能力、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知识创造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对技术创新环境和知识获取能力的正效应强于国内企业研发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正效应弱于国内企业研发投资.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研究

以2005-2016年我国上市国际化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国际化经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影响不显著,在全样本和高融资约束组中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创新投入具有中介作用,能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且有迟滞性;国际化程度与创新投入正相关,在全样本组中与企业价值呈U型关系;在控制变量中,实际有效汇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而企业规模则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