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研究

高技术产业是推动区域创新的重要增长极,其创新效率直接影响区域创新发展。基于价值链视角,以2009—2017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区）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验证不同因素对不同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区）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态势良好,区域创新效率差异正逐步缩小,技术研发效率明显高于技术转化效率。在创新过程中,劳动者素质、技术积累是提高技术研发效率的关键因素,企业自主创新、政府支持、企业规模扩张能够显著提高技术转化效率。     

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效率及TFP变动研究

利用1997—2007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研发投入数据以及1999—2009年研发产出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了我国29个省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创新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表明:11年间我国高技术产业年均技术效率只有0.4;三大地区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创新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省份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相当;三大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     

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研究——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理论,构建规模报酬可变情形下的两阶段链式关联DEA模型,对2005—2009年安徽、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7个省市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整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进行了评价,分析了2005—2009年安徽省五大高技术行业创新的整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的行业差异,给出了4种高技术产业创新资源利用模式。研究表明:与其他样本省市相比,2005—2009年期间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整体效率的年均值较高,虽然2008—2009年的整体效率值偏低,但较高的两阶段关联强度提升了其整体效率的年均值;安徽省的高技术产业创新资源利用模式为高研发低转化型;2005—2009年期间安徽省五大高技术行业的整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均较高,但资源利用效率模式并不理想,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成为制约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共同因素。     

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分析

以1995-2009年我国28省区研发投入与产出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实测了各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绩效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5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平均技术效率值只有0.567,还有40%多的提升空间;研发资本存量对创新具有更大的产出弹性;各地区间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的差异很大,东部地区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水平相当;历年的平均效率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要求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加速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力军的关键。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NSBM模型,测度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两阶段效率,并探讨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内在机理。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阶段效率均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处于要素配置优化推动转型升级的调整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高高”特征;中上游地区处于粗放式集聚加剧要素错配的阵痛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低低”特征。技术研发效率不高是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投入导向和关联错配导致的中游塌陷与局部效率洼地,会加剧区域效率分化,最终演变为全局低效率。为改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局部高效、全局低效的不利境地,实现创新效率提升,需强化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完善市场科技服务体系,树立质量效益型研发目标。     

创新资金投入结构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基于学界研究的不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资金投入路径,提出了高技术产业创新资金投入结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高技术产业创新资金投入结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模型。进一步运用中国2009一2016年的省域面板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结果发现：高技术产业创新资金投入结构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非线性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资金投入的最佳结构为1.79:1。当创新资金投入结构在1.79以下时,其对创新效率的边际影响为0.680;跨越1.79后,边际影响下降为0.380。进一步归因分析发现,由于受高技术产业创新水平、政府支持强度和出口强度的约束,高技术产业创新资金投入结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才呈非线性特征。由此提出了优化高技术产业创新资金投入结构,提高创新效率的政策启示。     

金融集聚对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2009—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阶段异质性视角出发,分析金融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金融集聚推动了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且这种提升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银行业集聚和保险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二是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两种途径促进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且创新资金投入为“优势路径”;三是拓展性研究发现,在技术研发阶段,金融集聚的“极化效应”仍占主导地位,无法促进近邻地区技术研发创新;但在成果转化阶段,金融集聚已经跨越了“极化效应”,在金融中心成熟后金融资源达到了有效的溢出,反哺临近地区创新的“涓流效应”开始体现。文章的研究明确了金融集聚与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关系,对中国正在推进的金融中心建设和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技术产出弹性、两阶段创新效率与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研究

以技术存量水平为门槛变量,对高技术产业生产方程进行分解,发现区域间技术产出弹性存在显著差异,据此对29个地区分组建立前沿面,测度知识生产和成果转化两阶段创新效率,并研究创新效率对区域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实际影响。结果表明：①先发地区凭借较高的技术产出弹性,获得远超其它地区的高速增长;②产品生产中的创新效率,即成果转化率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竞争力提升;③知识生产中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能够显著扩大产业竞争力上升幅度,但知识生产中技术效率提升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并不显著。     

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实证分析

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研究对于高技术产业竞争优势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建立省级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全国省级区域的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分别从"八五"至"十一五"期间四个时段进行动态评价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全国的地位明显低于创新能力在全国的地位,且创新绩效低于历年的全国平均水平。湖北省创新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体现在规模效率偏低,创新资源投入利用不足,创新产出不足。     

FDI溢出、出口导向效应与创新效率——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1999—2007)

本文运用我国高技术产业1999-2007年13个三位码行业数据,从FDI溢出及出口拉动效应两方面度量了FDI对该产业整体创新水平以及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不同影响机制,认为高技术产业近年来外资的进入及其出口导向的特征客观上促进了该行业整体创新效率的提高,但溢出效应主要局限在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内资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所作的投入对其吸收FDI及其出口正向溢出效应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高技术产业两阶段的创新效率

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采用SFA方法测算中国高技术产业2000—2012年的研发效率和转化效率,发现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都较低,但呈现上升趋势。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和市场化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两阶段创新效率都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支出的效果较小,知识产权保护在研发阶段效果明显;企业研发投入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转化效率有更大的正向作用,市场竞争有利于两阶段创新效率提升。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应该成为研发活动的主体,政府建立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     

安徽省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基于DEA模型

本文利用DEA模型对2004—2008年安徽省高技术产业相关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动态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安徽省高技术产业的整体创新效率水平较高,但依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且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同时产业内部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效率水平较低,甚至呈下降趋势。     

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及子维度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在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推动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知识产权保护在东部、中部地区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在西部地区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未来应适度超前部署数字新基建、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数字经济均衡化发展战略,赋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制度贡献及其异质性

高技术产业创新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新动能,但其现存的低效率创新困局亟待破解。利用1997-2011年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制度因素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就各个制度子因素对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的贡献加以分析。结果显示,整体制度环境优化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制度因素对不同阶段创新效率的贡献具有异质性;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制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最后提出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优化整体制度环境、明确政府职能、真正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对策建议。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评价

构建了两阶段动态网络DEA模型,知识创新阶段Pt采用投入导向BCC模型、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Pt+1采用产出导向BCC模型,借助DEAP2.1软件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综合效率整体偏低,但Pt阶段效率高于Pt+1阶段效率;60%以上省份属于非DEA有效省份,存在改进空间,且Pt+1阶段改进空间更大;70%以上省份属于规模收益递增省份,且主要发生在Pt+1阶段,中西部地区规模收益递增省份数量均超过相应阶段东部地区;投影分析显示,非DEA有效省份创新投入产出改进幅度普遍较大,其中Pt+1阶段产出改进幅度远远大于Pt阶段投入改进幅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效率综合评价

根据我国30个省(市/区)2007年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投入产出数据指标,基于因子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比分析了各个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的投入产出技术效率、投入产出比例。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在高技术产业的投入产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投入存在着大量冗余,而中西部地区的投入产出数量相对不足。因此,应当调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区域投入结构,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在技术、资金、人才上的融合。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分析

首先采用DEA-Malmquist创新效率指数测度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空间计量面板模型,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①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处于倒退状态;②地理邻近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③从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来看,企业规模和劳动力两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外开放水平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本投入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工业化进程、政府支持程度及当地科技水平无显著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并通过区位熵测度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后利用面板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不高,二者均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较为缓慢;高技术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发投入、劳动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显著影响。     

空间相关性、创新生态环境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效率——基于中国23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构建两阶段共享投入关联DEA模型,测算中国内地23个省市样本期整体及各子阶段创新效率,并从时间、空间维度进行对比分析,构建空间Tobit模型进一步分析创新生态环境对其创新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样本期整体与创新研发阶段效率均处于中等水平且呈M型变化趋势,而成果转化阶段效率较低,呈W型变化趋势;创新生态环境与创新效率具有强正向空间相关性,说明地理邻近空间存在知识溢出效应;在整体创新阶段,劳动力素质、政府支持均与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而市场结构与创新效率正相关;在研发创新阶段,人均GDP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基础设施、对外开放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成果转化阶段,除对外开放程度与创新效率负相关外,其余影响因素均与创新效率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