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检验

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区域产能调节这一问题出发,利用2001-2016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双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区域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但该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约束;环境规制之于区域产能调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大于东部。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中国271个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强化环境规制、保护生态环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日益趋紧的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技术创新?针对这个问题,论文以2000—2016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其门槛效应,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能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具有连续性。第二,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相同,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第三,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过低和过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不利于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环境规制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的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但这一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并无显著作用。但是,我国在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不同区域间环境规制对创新活动影响的差异,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等,为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制度环境对企业规模非线性影响效应的测度——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大样本数据库及省级层面的制度数据测度制度环境对企业规模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地区制度环境对企业规模具有U型影响效应,当地区制度环境质量低于门槛值时,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对企业规模产生抑制作用;只有当地区制度环境质量大于门槛值时,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才会对企业规模产生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各地区制度环境的水平远低于理论上的门槛值,从而对企业规模扩张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各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地区制度环境显著抑制了企业规模扩大。     

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中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分别纳入中国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中,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门槛的时序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了FDI流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故应着力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的带头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双重门槛,并分别存在市场激励型规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制工具门槛特征,有效发挥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各地区研发人员投入、自主研发创新和政府调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创新人才引进,加大研发人员及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宏观调控能力。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政府创新资助的有效性,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882家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Theil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考察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特征,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剖析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投入强度最大;②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趋于均等化,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③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中心-外围”特征显著,中心省份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外围省份多位于西部内陆地区,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④政府创新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⑤政府创新资助对东部地区、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探究了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各地经济发展影响的路径,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并细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探讨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传导作用,以及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区域异质性的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均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且产业结构升级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②东部地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完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的,而西部和中部地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部分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的;③东部地区的中介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科技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完全的中介效应,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出部分的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出完全的中介效应,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均表现出部分的中介效应;④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固定资本投入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应继续加大固定资本投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追赶状态,大力赶超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克服地域发展不平衡是重中之重.     

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

由于空间异质性的影响,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用传统空间同质性假设很难解释。为此,研究采用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通过DSBM模型对省际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合理测度,并基于此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依次递减且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潜力很大;整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对于地区自身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正向影响,然而二者对于邻近地区的影响均不显著。从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分析,金融规模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间接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而在空间杜宾模型的总效应中,金融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对于金融效率而言,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空间杜宾模型总效应均表明,金融效率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企业信息化、技术创新与创业板公司高质量发展

本文选取2014—2019年460家创业板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分析企业信息化、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质量的关系,并检验技术创新在企业信息化提升企业发展质量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企业信息化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作用增强;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质量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随着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提升作用增强;企业信息化对企业发展质量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提升作用增强;技术创新在企业信息化提升企业发展质量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中,企业信息化对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而在东部地区企业中,企业信息化对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发挥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及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等,为创业板公司发展、政策制定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智能制造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是否协同助力

基于2015—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对创新产出的协同作用，研究不同产业类别、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不同区域下政府补助的异质性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产出均有显著激励作用，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对智能制造四大行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其中对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政府补助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东部地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结论对政府制定智能制造业补助政策、完善创新市场环境、促进政府与市场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等具有参考价值。     

创新能力、财税政策与能源强度*——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似不相关迭代（IRSU）回归方法，以我国199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和环节创新能力以及财税政策的促进作用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1）从总体上看，我国能源强度的降低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替代、非体现型创新能力提升和财税政策的干预，而科技创新能力对能源强度则产生消极影响。（2）就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而言，东部地区科技和非体现型创新能力提升有效地降低了能源强度，并且研发环节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不利于能源强度的降低。（3）在财税政策方面，西部地区的政策干预效果较为明显，中部和东部地区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实施差异化的工业结构转型战略、完善绿色科技创新财税政策体系以及从需求侧扩大节能产品的市场份额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