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

国际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成长战略，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决策，然而当前关于企业国际化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尚为缺乏。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国有股权比例、东道国制度水平对国际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效应，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该结论丰富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研究成果，为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新证据。     

海外网络嵌入性、国际学习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以国际学习为中介变量,以东道国制度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海外网络嵌入性影响国际化绩效的理论模型。基于长三角地区353家外向型制造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国际学习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学习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东道国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也起正向调节作用。     

国际化双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认知制度与规范制度双调节视角

为探讨国际化双元平衡和联合维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双元理论和制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627个中国跨国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国际化双元平衡和联合维度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东道国认知制度和规范制度对上述关系起积极调节作用。经过实证检验发现，相较于平衡维度，国际化双元联合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相较于认知制度，规范制度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可为双元理论与制度理论提供实证依据，并为我国跨国企业管理提供实践参考。     

海外网络嵌入性、国际学习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

以国际学习为中介变量，以东道国制度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海外网络嵌入性影响国际化绩效的理论模型。基于长三角地区353家外向型制造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国际学习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学习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东道国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也起正向调节作用。     

国际化双元效应有利于提升中国跨国企业创新绩效吗——东道国管制制度调节视角

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呈现明显的探索与利用兼顾的双元特征。为研究两种国际化活动平衡与联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从组织双元理论和制度理论出发，通过对403个中国跨国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分层回归发现：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平衡维度和联合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资源在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中的分配越均衡，两种国际化活动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东道国管制制度对这一关系起调节作用，随着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提升，平衡维度和联合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增强。研究结论可为利用性国际化和探索性国际化理论划分提供实证证据，丰富并细化制度理论在国际化领域的应用研究，对我国跨国企业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混改”国企股权结构、董事会配置与创新绩效

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因素。国有企业作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主力,其自主创新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障碍。以2013-2017年沪深A股进行“混改”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析了董事会配置对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越丰富、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创新绩效越好,股权集中度越高创新绩效越差;董事会中行政型董事比例弱化了股权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化了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董事会中经济型董事比例强化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创新型小微企业群集智能特性、网络关系与创新绩效研究

创新型小微企业群集智能集中表现为企业群体网络结构优化和创新绩效提升。以创新型小微企业群体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企业群体的网络关系强度、网络关系广度、网络关系稳定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群集智能的学习特性、边界最大化特性对创新型小微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群集智能的抗扰动性对创新型小微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而环境不确定性对前两者的显著正向影响存在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对后者较弱的正向影响则不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群集智能视角下创新型小微企业通过集聚式发展提升创新绩效的要求。     

开放式创新模式选择与首次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探讨了开放式创新模式、制度合法性对企业取得首次创新成果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内向型与外向型模式都能促进创新绩效提升,但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其具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国际化程度负向调节内向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正向调节外向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制度合法性距离对内向型、外向型开放式模式与创新绩效关系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竞合伙伴的知识多样性如何影响创新绩效——知识管理的调节作用

本文研究了竞合伙伴的知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企业知识管理——研发中心的组建、市场本土化程度、知识产权管理——在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竞合伙伴的知识多样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知识管理的调节作用表现为:知识产权管理对于竞合伙伴知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企业的市场本土化程度负向调节竞合伙伴的知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企业研发中心的组建本身能够有效提升其创新绩效,然而研发中心是否组建及研发中心的数量对于竞合伙伴的知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     

制度、技术及商业社会资本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文章利用浙江省158个新创企业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效应:技术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制度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技术动态性对制度、商业社会资本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反,竞争强度对商业、技术社会资本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创新活动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企业应该重视创新。同时，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文章选取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和研发投入均为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更显著；研发投入在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想要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需要将适当的股权激励政策与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相结合。     

外层网络资源获取、制度环境与孵化器创新绩效研究

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FGLS计量模型，研究外层网络资源获取能力对孵化器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孵化器外层网络资源获取能力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地区总体制度环境对外层网络资源获取能力与孵化器创新绩效间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通过对政府治理水平、法制化水平和产品市场发育程度3个方面制度子环境调节作用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地区制度环境调节机制主要体现为对创新激励和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揭示孵化器主观网络支持获取与客观地域制度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孵化器创新绩效，从而为提高孵化器创新绩效拓宽了管理视角。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促进了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吗

基于2007—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数据，实证分析跨境并购与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关系，并整合制度观点，分析产权异质性和东道国（地区）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跨境并购整合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稳健；第二，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跨境并购规模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仅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第三，基于东道国（地区）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当东道国（地区）为发达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东道国（地区）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丰富了现有理论成果，对中国工业企业跨境并购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促进技术创新了吗——基于PSM-DID的实证研究

跨国并购是新兴市场企业实现创新能力追赶的重要途径。采用2010-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数据,运用PSM DID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异质性的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创新效应强于国有企业;企业吸收能力越强,从跨国并购中获取的创新收益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对跨国并购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跨国并购与技术创新相关理论,对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实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孵化器智力资本如何撬动区域创新？——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关键目标。基于建构主义资源观和制度理论，构建智力资本、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科技企业孵化器2015—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智力资本对孵化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孵化器智力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孵化绩效，不同区域之间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且制度环境显著正向调节智力资本与孵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股权集中度、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绩效

股权质押是股东融资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当股价发生系统性下跌时,有可能触发平仓线甚至导致爆仓危机,股权质押也可能被股东利用成为掏空企业的手段。文章利用2015—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索了股权集中度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的质押比例与企业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股权质押控制在适当水平,才能对企业绩效起正向作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股权集中度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

创新对于以“基业长青”为目标的家族企业意义重大。以2011-2015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样本,运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分析了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期望差距与制度效率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期望落差对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而期望顺差会削弱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制度效率会削弱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涉入水平不会对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以团队作为切入点研究家族企业创新问题,不仅丰富了现有研究视角,还为家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国际化扩张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了吗——环境规制与行业规范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扩张对企业创新转型具有重要影响,聚焦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考察国际化扩张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国际化扩张能够为跨国企业带来创新红利,有效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强化两者间的正向关系,行业规范则在两者间起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和国有跨国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加显著,绿色环保政策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激励作用,能够引导跨国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