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能源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路径研究

能源问题关系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在未来新能源的发展与竞争中,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将有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社会生产力。新能源产业发展需要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加强产业创新布局。在分析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新兴能源产业发展经验,提出我国新能源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路径。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效应的评估

文章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突破性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后侧绩效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驱动效应，同时，还通过影响前侧研发投资决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正向驱动效应。研究结论为政府运用补贴政策驱动企业提升绿色创新绩效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     

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与新能源企业融资纾困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发挥好绿色金融在发展新能源企业中的引导作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不同于现有文献集中关注个别企业绿色信贷的可获得性,秉承从政府积极引导到企业主体发挥这一自上而下的研究逻辑,并引入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这一外生变量,检验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和新能源企业融资约束三者的关系发现,绿色金融能够缓解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分析师关注在其中主要发挥“信息传递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可以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的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水平,但对金融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不会引发脱实向虚的风险;绿色金融还能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政府应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完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加强分析师队伍建设,进而支持新能源企业发展,加快能源结构调整。     

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了吗——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战略背景下,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意义重大。根据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通过提升技术研发能力、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显著影响并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其作用效果受到市场结构调节。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驱动作用强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研究可为中国制造业扩大创新优势、加速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参考与经验借鉴。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     

绿色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导向下数字商业模式场景研究

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兼顾绿色和智能,如何在数字商业模式场景下推进企业绿色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商业模式理论为基础,构建基于数字商业模式的绿色创新战略实施概念模型,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15—2020年29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绿色创新驱动机理,检验数字商业模式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技术探究不同主体绿色关注的交互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关注和零售商绿色关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供应商绿色关注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商业模式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体地,个性化定制水平正向调节消费者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网络化协同水平正向调节零售商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对供应商绿色关注和绿色创新没有显著调节作用。消费者绿色关注和零售商绿色关注具有交互协同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平衡状态下,当二者处于双高水平时,企业绿色创新表现更好;非平衡状态下,二者孰高孰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无差异。结论可丰富绿色创新驱动相关研究,有助于全面揭示数字商业模式下企业绿色创新机制,为企业绿...     

基于扎根理论的企业数字化创新形成路径——一个多案例研究

在全球数字经济进入加速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系统推动我国企业数字化创新，成为理论界和实业界亟待破解的难题。从数字化创新理论出发，基于康泰医学、广州银行、诺贝尔瓷砖3家企业访谈数据，采用扎根研究和多案例研究方法，借助NVivo12.0软件辅助编码，对数字化创新形成路径进行探析，提炼出驱动因素、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关键活动、数字化创新5个主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凝练出数字化创新路径这一核心范畴，进而构建企业数字化创新形成路径的理论模型。结论拓展和深化了数字经济环境下数字化创新理论研究，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要素内生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研发过程,在理论上刻画了数字产业化的替代效应和产业数字化的渗透效应,构建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模型,并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清洁型和污染型研发相对收益变化,探寻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绿色创新意愿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意愿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意愿是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绿色偏向性,为数字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数据

驱动绿色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企业基层党组织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手工搜集和整理A股上市民营企业党组织数据,从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探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党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的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党组织处于企业内部网络的中心位置,有利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党组织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党组织活动次数越多,企业内部对党组织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研究结论丰富了党组织嵌入和绿色创新相关研究,这不仅加深了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对绿色创新重要作用的理解,也从党组织嵌入视角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建议。     

新能源产业的特征和发展思路

新能源具有环保、安全、清洁的优点，新能源产业是战略性极强的绿色的但目前仍十分弱小的产业，属于科技含量很高的综合性高技术、自然垄断性产业。要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度来制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倡导绿色消费，实行有保有压的发展思路，通过对污染型的化石能源的抑制来促进绿色新能源产业的大发展；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创造市场需求和引导全社会重视；加强产业技术研发，培育本国新能源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改变管理上的部门分割和体制上的不协调。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在这一影响机制下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能耗约束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且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能耗约束目标下,国有企业侧重于绿色发明专利研发,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研发的关注较少,民营企业则二者兼顾。此外,在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中,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发挥显著调节作用,削弱能耗约束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而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低碳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200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中国低碳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中国低碳试点政策诱发了地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绝对水平及相对水平;②相比于命令型工具和自愿型工具,市场型工具是低碳试点城市地方政府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有效手段;③从专利类别看,低碳试点政策更有利于推动地方企业在替代能源生产、能源节约以及废弃物管理相关技术领域的绿色创新活动,且相对于绿色发明专利,低碳试点城市地方企业更倾向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④从企业所有制类别看,低碳试点政策同时诱发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且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更高。研究结论对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低碳试点实施范围,建立灵活的市场型工具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与评价——基于超效率网络SBM-Malmquist模型分析

将绿色创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工业企业技术活动中,已经成为突破环境和资源约束、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将能源消耗量、三废排放量等纳入研究框架,运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在2013—2018年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省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差异趋势逐渐缩小;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持上升的趋势相比,中西部效率水平不仅存在绝对水平明显偏低的特征,而且还表现出了增长幅度的差异;成果转化期的效率值低于科技研发的效率值,纯技术效率水平过低是造成两阶段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我国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均大于1,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从三大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M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主要归结于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change,TC）指数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ML指数则主要依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工具还是自利手段

以2011—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动收集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及绿色专利数据，实证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①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工具，而非管理层阻碍绿色创新的自利手段；②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其它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仍保持不变；③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规模、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间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大于大型企业，对股权较为集中企业的影响大于股权分散企业。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这一全新视角对企业绿色创新进行解读，可为加速我国上市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知识普及，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评价及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从技术推动力、市场拉动力、管制推动力3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理想解法的动态评价方法、熵值法和“厚今薄古”归一化法对中国内地30个省市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进行评价,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重心模型对其时空格局演化进行综合研判。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水平不高,区域间差异较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空间自相关,东高西低的非均衡态势显著;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重心落点集中在河南省南部地区,与经济重心和高技术产业重心的迁移轨迹具有相似性,且东西方向上的移动距离相较南北方向更大。最后,提出各地区应制定针对性策略,构建区域绿色创新网络,搭建企业、政府、高校、市场等多方力量参与的绿色创新环境平台等相关建议。     

“互联网+”战略下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迫切要求企业在“互联网+”策略下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的角度打造核心能力。通过对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典型案例的研究,运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逐次提炼标签、概念、初始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在此基础上,探索“互联网+”战略下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动关系,并总结出“互联网+”战略下两者协同发展的路径：市场机会识别—价值主张创新—技术创造性模仿创新—商业模式‘营销—盈利—运作’三模块持续创新—技术渐进性自主/合作创新。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根本途径,厘清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渠道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关键。以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19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用能权交易制度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依企业所属行业和所有权性质不同而不同。究其原因,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研发资金、研发人员、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市场导向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模型构建与路径分析

基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和驱动力转换介质的分析，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并给出要素的内涵特征及所遵循的准则，阐述了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于系统环境中，并以系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市场化机制是其驱动力转换的重要介质。基础知识突破、企业社会资本积累、产品市场需求、企业创新网络、消费主体意识、市场准入时机及政府政策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要素模型的重要构成。构建和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要素模型必须遵守适合性准则、动态性、干预性及系统性准则，而释放绿色技术创新要素供需信号，促进创新所需要素协同，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交易成本，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是市场导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     

“逆向混改”如何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民企绿色创新？ ——基于代表性产业比较分析的视角

以“逆向混改”现象普遍的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两类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民营企业“逆向混改”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逆向混改”对民企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逆向混改”可以有效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民企提高绿色创新绩效。机制检验发现,“逆向混改”具有促进专业化发展和融资约束缓解的“双重功效”,有利于促成民企绿色创新发展的“护城河”和“蓄水池”。基于代表性产业比较分析发现,环境规制的合理设计及强化,可以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民企“逆向混改”对绿色创新的协同效应;创新补贴政策的适度强化及激励,可以有效地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民企“逆向混改”对绿色创新的互补效应。研究揭示了“逆向混改”推进民企绿色创新的影响规律,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政策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