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研发决策与企业成长

选取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连续4年形成的2 476组经营数据,基于管理层权力配置视角对公司研发决策动因和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管理层权力对公司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②管理层权力对公司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③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④研发投入在管理层权力与公司成长性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探讨企业运营能力在研发投入与公司成长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企业运营能力越强,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越大。     

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可能弱化公司治理使得薪酬机制成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本文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高管的货币薪酬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而且,管理层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更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更低,部分企业出现薪酬业绩弱相关甚至不相关.本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和薪酬激励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系族企业与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系族企业在我国资本市场中非常普遍.以2008-2018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系族企业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非系族企业,分析师对系族企业的预测更准确;上述结果在公司经营不确定性较高时更加显著.结果 性分析表明:系族企业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高能发挥积极的信息治理效应,主要表现为系族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更高和股价崩盘风险更低;系族集团上市成员公司越多、涉及的行业多元化程度越高时,分析师预测准确度越高.     

国际化战略与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就国际化战略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基于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对样本进行分组,进一步考察了上述影响在不同样本组中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国际化战略对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国际化战略对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负向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融资约束的缓解会强化国际化战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负面效应。     

融资结构、企业异质性与研发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融资结构影响研发投资强度吗？是否存在能促进企业研发投资强度提升的最优融资结构？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最优融资结构是否存在差异呢？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越偏向于股权融资,研发投资强度就越高;（2）存在有利于促进研发投资强度提升的最优融资结构;（3）企业的最优融资结构随企业所属的产业性质、股权集中程度、银企关系强度及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呈现显著的差异。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深入理解融资结构与研发投资的关系,也为决策者制定宏观金融结构优化政策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管理层自利、董事会治理与费用粘性——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业务量等额增减变化时成本费用减少的幅度小于成本费用增加的幅度.这与传统的成本性态模型中假设成本费用随业务量的增减同幅度地增减变动有着明显的差异.对中国沪深两市740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年度财务数据测试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销管费用确实存在粘性行为:营业收入增加1%,销管费用增加0.5876%,而营业收入减少1%,销管费用减少0.4112%;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自利行为和销管费用粘性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两职(董事会主席和CEO)分离可以有效控制销管费用粘性水平;独立董事比例和销管费用粘性程度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和销管费用粘性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高管过度自信、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间断平衡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以2007-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902家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研发投入正向跳跃和负向跳跃均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高管过度自信正向调节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引入高管过度自信这一重要高管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有助于重新认识管理者心理偏差对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较好地弥补了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空缺,丰富了创新间断平衡理论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应重视高管心理特征的影响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研发投入策略以改善企业绩效。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外部资源、技术决策偏好与政治关联企业研发投资——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政治关联—外部资源—研发投资作用机制中融入技术决策偏好的调节效用,采用2012-2015年创业板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上述4个变量间关系及其理论模型。结果发现,在控制企业部分特征的影响后,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消极作用,但是引入外部资源会对该消极作用起到遮掩效用,而高管技术决策偏好能够反向调节政治关联对研发投资的消极作用,并且外部资源的遮掩效用与技术决策的调节效用互不干涉,进而揭示出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理论机制。     

创新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创新政策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着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率水平,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及其政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研发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表现为研发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扶持力度越大,企业研发投入越多;第二,研发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上是互补的,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度越强的地区,研发补贴的增加越有利于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更为明显。因此,选择适宜的创新政策组合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对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竞争强度、管理层持股与股利分配——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9—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1208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持股比例对股利分配(股利分配的额度和倾向性)的治理效应。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股利分配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即在一定范围内,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的倾向性和力度就越大;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一旦超过某一临界值,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反而会降低股利发放的倾向性和力度;市场竞争对管理层持股的治理效应产生显著影响,体现为当竞争程度相对较高时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则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可能性和分配额度越高。     

银行关系、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贷款——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1990-2008年间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银行关系和政治联系是否影响银行贷款。研究结果发现,那些聘请了现在或曾经在银行工作的人士担任总经理或董事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但是,在没有银行关系的民营企业中,政治联系并不能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同时建立政治联系和银行关系的企业也没有能够比只建立其中一种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这些结论表明,在中国基于非正式的关系确实可以给受到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带来银行贷款方面的融资便利。其中,银行关系相对于政治联系是一种更为普遍和有效的非正式关系。     

政治资源、独立审计需求与市场评价——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民营企业家政治资源的专用性角度出发,探究了民营企业对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形成动因,以及可能需要的条件。实证结果发现,民营企业家具有政治资源的公司更倾向于聘请大型事务所进行审计,这种动机在市场化进程较快、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在控制自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后,大型事务所对此类公司出具了更清洁的审计意见,也抑制了其财务报告的盈余管理程度,提升了外部投资者对此类公司的正面评价,在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正面评价越显著。     

政治关系、信任担保与独立审计需求——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以信任关系构建为出发点,阐述了企业政治关系对外部独立审计的替代效应,然后给出了中国民营上市企业2003—2008年的证据。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无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没有高质量审计需求,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审计质量更低;作为审计风险的应对,审计师则对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企业收取了风险溢价。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政治关系是中国资本市场独立审计的一种替代机制,外部独立审计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有待于法律法规等市场配套措施的建设及其完善。     

行业异质性、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的主体,企业行为直接关系到污染排放的多少与环保工作的成败。本文以2006-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2081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环境违规记录衡量企业环境绩效,检验高管薪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并从污染程度、竞争类型、行业周期三个角度检验行业异质性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高管薪酬与企业环境违规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行业异质性显著影响着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在重污染行业,由于治污成本较高,高管更倾向于为了追逐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非竞争型行业相比,竞争型企业的高管更容易为了获得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成熟型行业相比,成长型企业较高的高管薪酬会显著提高环境违规概率。因此,要想从微观企业的角度促成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环境绩效,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形成企业环境行为与市场价值的有效反馈机制,让环境绩效更加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市场机制中;另一方面则要充分考虑行业异质性,针对行业特征制定差异化的环境经济政策和差异化的高管薪酬制度,实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精准治污。     

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新经济环境催生新型股权结构,同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融资困境。基于2014—2021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考察融入公司制企业的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结果显示,有限合伙协议架构缓解了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内在传导机制的检验表明,有限合伙协议架构降低了公司经营风险、改善了公司业绩表现、提高了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从而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成长期和衰退期,因代理问题更严重、融资需求更强烈,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盈利不确定性大、风险高、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有限合伙协议架构更能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此外,实际控制人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两权分离度越高,越能显著地提高有限合伙协议架构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印证了有限合伙协议架构能够缓解实际控制人掏空的代理问题。上述研究结果从微观视角扩展了对我国资本市场新型股权结构的认识,为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融资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金融危机冲击、现金储备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以上市公司季度投资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冲击以及现金储备对这一冲击的缓冲作用.研究发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显著下降;持有较多现金的公司,其投资下降幅度更小;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投资分别比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的投资下降幅度更大;现金储备的增加有助于减小融资约束企业投资的下降幅度.研究结果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继续实施扩大投资政策、有针对性地调整扩大投资政策的内容提供了经验证据.     

海外研发、贸易摩擦与创新绩效：来自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海外研发被视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有效路径,现有文献基于经贸自由化的前置条件证实了海外研发提升创新绩效的反哺作用。然而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愈发困难,海外研发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尚不得而知。为此,基于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探索了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绩效。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非但没有侵蚀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绩效,反而产生倒逼效应,推动中国企业提升投资效率并积累国际投资经验,继而增强了海外研发的反哺作用。通过区分海外研发目的地,本文进一步发现倒逼效应在赴非美国家的样本中更显著。赴美研发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更为直接,稀释了提升投资效率和积累国际化经验所带来的收益。研究结论深化了国际商务理论关于贸易保护和壁垒如何影响跨国企业投资绩效的相关研究,为中国企业在高度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下如何充分释放海外研发的潜能提供启示。     

技术溢出与企业竞争环境——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正确识别技术溢出对企业竞争环境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有助于厘清技术溢出对企业生产的影响路径,进而更有效率地在企业间配置生产要素等资源。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对企业技术溢出回归模型进行了拓展,并结合2000—2016年沪深两市AB股上市公司微观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第一,当技术水平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平均而言企业获得的行业内技术溢出会推动其面临的竞争趋于缓和;第二,行业间技术溢出则会显著增加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第三,竞争程度的滞后项会使当期竞争程度向反方向调整。机制研究发现技术溢出对企业竞争环境的影响通过生产要素的企业间流动进行传导,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对不同行业内企业竞争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研究结论对于区分技术溢出的异质性生产效应以及刻画企业竞争环境的动态演变规律,从而有效地引导企业在竞争环境下获取要素开展生产具有现实意义。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企业现金持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自贸区设立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自贸区设立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自贸区设立更能降低制造业中企业的现金持有;管理层持股更有助于发挥自贸区设立对企业现金持有的降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降低企业现金持有的原因在于自贸区可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发现:自贸区设立能通过降低企业现金持有而提高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