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

以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考察高管激励方式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并基于产权异质性作进一步检验。引入ITCV方法测量内生性问题是否改变了回归结果，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发现：①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不产生蓄水池效应；②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开发式创新挤出效应受到产权异质性的影响；③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对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④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有助于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一调节效应并不显著；⑤相对于探索式创新，薪酬激励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开发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环境不确定性、管理层自信与企业双元创新投资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管理层自信及自信异质性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该过程的调节机理,并进一步探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基于对过度自信衡量指标的改进,测度管理层自信程度与自信异质性,以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层自信程度的提高促进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管理层自信异质性的提高抑制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分别强化了管理层自信、管理层自信异质性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与抑制作用;以上结论在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中均不成立。进一步根据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的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管理层自信程度的提高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弱,国有企业中其他影响关系均不成立。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双元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领导者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攻关期，双元创新成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双元创新理论和调节焦点理论，以2007—2018年香港交易所中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领导者调节焦点与企业双元创新指标，实证分析双元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领导者调节焦点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企业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均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②领导者促进焦点会削弱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③领导者防御焦点可以强化探索式创新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但会弱化利用式创新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结论丰富了双元创新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可为提高领导效率，优化企业双元创新实施效果，进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环境规制、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波特假说"和双元理论,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2)探索式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开发式创新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3)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领导促进焦点对团队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团队双元创新是企业双元创新的基础,领导认知特征是团队双元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领导认知特征对团队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阶段性团队过程理论,以竞争导向文化为中介变量、团队效能为调节变量,构建领导促进焦点影响团队双元创新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220位团队领导为调查对象,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概念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团队领导促进焦点对团队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团队领导促进焦点与团队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关系受到竞争导向文化的部分中介作用;团队效能在竞争导向文化与团队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了竞争导向文化的中介作用。     

创新网络资源整合、双元创新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借助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双元创新和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网络资源整合与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创新网络资源整合和双元创新均有利于提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双元创新在创新网络资源整合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创新网络资源整合与探索式创新、探索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在创新网络资源整合、利用式创新和创新绩效之间未发挥显著作用。     

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市场化水平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如何选择合适的创新策略,是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以市场化水平和内部控制为调节变量,基于2014—2017年中证高新技术企业指数成分股数据,研究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关系,结果发现：CEO权力强度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结构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更显著,所有制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相较于探索式创新投入,市场化水平对CEO权力强度与利用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内部控制对CEO权力强度与探索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结论拓展了CEO权力与双元创新研究领域,可为企业利用CEO权力调节双元创新投入水平提供实践指导。     

战略学习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战略学习与双元创新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但学术界对其作用机理的揭示尚不明确。基于245份中国科技型企业样本数据，探讨战略学习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影响，重点分析双元创新在战略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动态性对变量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战略学习能力对双元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双元创新显著正向影响竞争优势，双元创新在战略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此外，环境动态性显著负向调节战略学习能力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但对战略学习能力与探索式创新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双元创新在战略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间的中介作用受环境动态性的显著调节。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战略学习能力、双元创新及竞争优势理论，促进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科技型企业培育，对企业增强竞争优势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

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企业开展合作创新、提升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是企业成功变革和维持现有优势的保障,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了以双元创新(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为中介变量的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并基于526份中国企业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创新网络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3)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之间的匹配更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4)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在知识转移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设立会影响创新质量吗?

创新是驱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在激励创新的众多制度安排中,知识产权保护是关键一环.为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中国于2012年开始实施"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并不断扩大示范建设的范围.文章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使用2007-2017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结合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示范城市的设立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上,示范城市的设立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质量,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示范城市的设立对高行政等级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弱于一般地级市,对高市场化程度城市创新质量的激励效应要强于低市场化程度城市,而设立示范城市的正向效应不存在显著的区位异质性;(3)作用机制甄别结果表明,示范城市的设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强化政府战略引领、增加知识产权制度供给与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予以实现;(4)在使用知识宽度法测算企业专利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微观层面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示范城市的设立对企业的发明专利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实用新型专利质量并未呈现显著性.     

专利联盟成员技术竞合对成员创新绩效的影响

专利联盟存在竞合现象，联盟成员技术竞合究竟是阻碍创新还是激励创新？着眼于专利联盟成员竞合网络，将技术合作划分为探索式合作和利用式合作，将技术竞争划分为学习型竞争和诉讼型竞争，以2006—2019年MPEGLA公司12个专利联盟的76个成员为研究样本，运用负二项回归实证检验专利联盟成员技术竞合对联盟成员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探索式合作、利用式合作和学习型竞争有利于成员创新绩效提升，而诉讼型竞争不利于成员创新绩效提升；学习型竞争和诉讼型竞争对双元合作的创新激励效应均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住房的家庭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并进行参数赋值,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且在此基础上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挤出效应,而当家庭财富水平或分布区域不同时,挤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上说明了完善家庭资产结构、分散家庭投资风险的必要性,从宏观上解释了住房市场过度繁荣对金融市场的资源挤占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合理配置住房资产、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压力、合理引导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实现房价平稳回归等政策建议。     

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双元学习视角,本研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网络导向对初创企业绩效的具体作用机制,考察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基于285份有效问卷数据,利用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网络导向有利于提升初创企业绩效;网络导向显著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利用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而对探索式学习在网络导向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未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     

创造力绩效激励对产品创新中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考察了产品创新情境下,创造力绩效激励对创新小组成员渐进性和突破性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并检验了绩效反馈和部门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和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创造力绩效激励对渐进性创造力具有促进作用;绩效反馈和部门异质性均正向调节创造力绩效激励对渐进性创造力的影响;同时,绩效反馈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知识共享中介,部门异质性的调节效应完全通过知识共享中介;创造力绩效激励对突破性创造力具有抑制作用。     

股东对创新投入的反应：股权激励异质性的信号作用

以我国2017—2019年沪深两市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股东视角分析股东对创新投入信息的反应,探讨这一反应在股权高度集中时的变化,并考察高管团队股权激励异质性因素向股东传递信号的机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正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且该效应在民企中更加显著;经营风险是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影响股东对创新投入反应的中介变量。     

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家庭资产结构从单一的储蓄型资产转变为丰富多样的风险型金融资产,其配置金融资产的异质性导致了家庭资产选择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其财富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对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而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三个变量对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分组情况下,影响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是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而对于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结构、低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维度的三个变量对其的影响均不显著.     

人才计划激发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成就动机吗？

面对人才计划是激励了科技人才,还是诱发了科技人才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争议,本文系统梳理了人才计划选育人才特点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功能异化问题,构建了包含成就动机的科技人才激励理论模型分析框架,并使用全国科技工作者调查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人才计划激励高层次科技人才成就动机的净效应。结果表明：(1)人才计划的特点是强调以人为本,旨在培养和提高科技人才的创新研究能力,鼓励人才自由探索和根本创新,但实施过程中存在政策工具的过度使用、薪酬待遇和资源的过度倾斜等问题;(2)适度科研经费支持有助于强化科技人才的成就动机,而过度强调绩效激励则可能产生挤出效应;(3)入选人才计划对高层次科技人才成就动机的激发作用是显著的,在继续推进人才计划支持方式的同时应正视弊端、系统谋划。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