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研发投资与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探究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微观机理,讨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异质性研发投资作用于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效果,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得出,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主要依靠研究性投资的推动,具体来讲：(1)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下,研究性投资更能刺激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且“阶梯向上”的作用特征明显;(2)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下,研究性投资和试验开发性投资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表现为倒U型趋势,且落入最优规制区间内的企业数量最多;(3)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的门槛较高,目前只刺激了部分企业研究性投资的正向作用;(4)东、中、西部地区的分组门槛回归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内的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别,这对不同区域内的“规制组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特征以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绿色专利类型、企业行业类型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即存在促进效应,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倾向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类型,同时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统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差异化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动态环境规制下的交互和调节效应模型

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提升企业绩效。鉴于企业发展受内外部因素的联动影响,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采集173份有效调查问卷,通过层次回归对影响企业转型和绩效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情境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效应,但是伴随战略柔性强度增大,其贡献度减小;两者交互效应能显著正向提升企业绩效,且绿色创新在不同水平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不同中介作用,说明变革管理理念和强化绿色创新是遏制战略柔性过高导致企业绩效贡献度下降的重要措施,绿色创新对战略柔性的效应发挥起到纽带作用;动态环境规制在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政府规制政策更多地对企业决策和创新行为带来抑制效果。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加强内生路径建设、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实现政企双赢与协同发展。     

环境审计、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环境绩效

环境审计作为国家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在关注环境治理与生态环境效益时也必定会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一定影响。论文基于我国沪市A股工业企业2014—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审计、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审计与企业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且在不同的产权性质和法制环境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2)环境信息披露在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呈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成果验证了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拓展了工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另一方面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环境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大于对短期价值的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经济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影响大于环境行政规制,环境污染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不显著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清晰界定政府和环保机构权责划分、综合运用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自愿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生存？

作为传统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自愿型环境规制旨在鼓励企业在政府强制要求之外承担额外的环境责任。不同于以往的短期效果研究，本文从企业生存的长期视角讨论了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基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绿色认证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企关系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自愿型环境规制更有助于提升非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生存能力，且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越强。以上结论不仅为自愿型环境规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能为政府优化环境规制体系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经济环境、环境规制类型与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基于异质性科研主体的实证分析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经济集聚、区域开放、研发主体构成、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为前因条件，评估2011-2018年中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情况。结果显示，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绩效是由前因因素组合决定的，引致高绩效的路径不唯一；经济集聚、区域开放是产生高绩效的重要条件。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绩效与研发主体构成密切相关，在公共研究机构占主导的省域，命令型规制的作用显著；在企业占主导的省域，命令型规制的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而市场型规制总体上不利于节能减排技术创新。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理论，同时，为不同经济环境下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探讨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结果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体现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上,资产规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同时环境规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从关注属性维度看,投资者负面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投资者关注对非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动态能力理论视角下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差异化动态环境规制强度的调节效应

当前企业推进绿色转型进程、提升企业绩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鉴于企业主动应对内外部因素联动影响的重要性,以动态能力理论视角,在探讨了企业变革发展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以及差异化强度的动态环境规制在二者关系中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边界。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情境下,前瞻柔性、响应柔性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响应柔性的贡献度较高;两者交互效应亦能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表明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预测、反应能力以及将两者协同配合是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措施。一般强度的动态环境规制在前瞻柔性、响应柔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均不起显著的调节效应;高强度动态环境规制仅在响应柔性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显著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一般强度的政府规制政策对企业的决策和创新等行为更多的是无显著影响,充分尊重其自主发展;同时政府要根据环境变化,合理控制环境规制实施强度,谨防给企业应对环境冲击造成额外的负担。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加强多重柔性机制建设的力度和政府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作用的策略,最终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虽得到较大改善,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已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是环境治理的主体,其绿色发展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文章将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利于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