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是一个“创业真空”国度

日本的创新水平处于全球前列,而日本社会创业的比例却很低,被称为“创业真空”国家。作为创业领域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变量,一个国家新生创业者比例对于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使用全球创业观察2014年的数据,采用个人层面是否为新生创业者和创业意愿作为主要因变量,分析国家层面的变量对于个人成为新生创业者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层面单一因素,如文化上的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对新生创业者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则会影响个人是否成为新生创业者。在加入年龄这一调节变量后,发现三者之间的交互项显著。这说明日本低创业率不仅仅是单方面因素导致的,而更是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规避以及老龄化三者之间共同影响的结果。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日本创业现状以及制定促进创业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诅咒”：测度与破解——一个来自新疆的经验证据

“资源诅咒”悖论的产生原因与破解方法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认为,“资源诅咒”产生的根源是“资源依赖”陷阱以及工业水平较低。对新疆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新疆确实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破解办法就是进行产业升级与整合以及资本投资,让资源资本充分循环起来,以抵御因过度开采资源而带来的挤出效应。新疆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注重扩大对外开放,加大与内地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快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并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来自北京市文化创业企业的证据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环境下,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从公司治理实践上看,两种治理模式各有优劣。那么,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任人唯亲”呢？本文基于最优授权理论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然后使用一个独特的创业企业调查数据,采取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发现是：有创业经历的或文化水平低的企业主更愿意任用亲戚担任企业高管,而男性、有管理学背景或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主更不愿意任用亲戚担任企业高管。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在控制股东谋求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其盈余管理是否与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有关。我们猜测在治理结构越差和超过监管阀值动力越大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激励越强烈；当隧道行为变得困难时其也减弱。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应计利润总额和行业中值调整后的应计利润(industry-median—adjusted accruals)与H／B股虚拟变量负相关，同时与下列因素表现出正相关关系：最大股东在公司的利益，高层管理人员在公司的利益以及董事会是否由CEO来控制。我们的结论显示了隧道问题在具有下列特点的公司里更为突出：一个强有力控股的股东，公司的CEO们对公司具有强烈的私人利益，董事会不是那么独立；然而当公司与境外投资交易股票时这个问题减轻了。而且。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某些特殊事件也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支持。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来自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现象。首先,基于DS垄断竞争框架和Koch & Smolka(2019)的研究,本文重新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各国劳动工资。其次,借鉴Feenstra & Romalis(2014)的研究,本文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 指数法,估算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指数,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上升,高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下降。最后,本文从跨国—行业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工资的具体影响,发现：(1)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以及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2)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造成制造业工资下降是全球化中的市场性经济规律和暂时性“全球冲击波”。上述发现解释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并启示各国须尊重全球化的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提高民众福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为什么说“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

为什么说“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薛维君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突出地论述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     

为什么说创新是“核动力”

企业创新是企业的生存之本,是持续发展不竭的“核动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开展企业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按需分配”为什么是不可能的

“按需分配”为什么是不可能的黄福源第一、人的物质需要是无限的。人的需要披层次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性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们为了得到每个层次的需要，都得付出终生的血汗和奋斗。由于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性需要、尊重的需要对...     

全球价值链影响下的中国关税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政治经济背景,构建了一个关税影响因素理论模型,且利用2005—2011年中国制造业134个部门的数据,通过OLS和Tobit方法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1）外国最终产品中的中国增加值越高,或者中国最终产品中的外国增加值越高,则中国对于该产品的关税水平越低;（2）贸易协定的签署不仅会直接降低中国的关税,还会扩大中国增加值上升对关税的负影响,削弱外国增加值上升对关税的负影响。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本文以2006—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政府换届(市委书记更替)这一独特视角,实证检验了该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新任官员来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企业慈善捐赠的倾向和规模都会显著增加。样本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非国有产权性质、外地调任市委书记和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三大因素,都会显著增强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捐赠规模和倾向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的考察还发现,政府换届之后的慈善捐赠确实能为民营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投资机会等多方面的经济实惠。由此,本文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为建立政治关系而付出的"政治献金"。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政治动因研究,而且为深入剖析中国企业家究竟如何应对因政府换届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全新的认知。     

事权下放与基层环境治理——来自“扩权强县”改革的证据

事权划分是目前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影响地方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不过,对于备受关注的环境治理问题,现有研究难以理清事权划分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选取“扩权强县”改革作为事权下放实验进行研究。基于2000—2010年县级面板数据与双重差分方法,本文发现地方管理权的增加加剧了环境污染：事权下放改革县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了26.12亿标立方米,该增加量占样本平均水平的33.86%。就影响机制而言,本文发现事权下放改革主要会通过加剧污染的产生和阻碍环境污染的治理两方面影响辖区环境污染。     

技术市场赋能地方创业活力——来自中国省级地区的经验证据

创业在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和环境包容性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创业活力到底受制于何种因素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学术问题。本文探讨了技术市场对创业活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机制,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技术市场的活跃度能显著地提高当地的创业活力,并通过了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且在文化包容性更高的省份及知识产权保护下这一影响更强;地方政府的创新驱动政策显著地改进了技术市场对创业活力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国家创新驱动政策实施后,此积极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度之所以促进了创业活力,其关键在于活跃的技术市场所带来的科技人才流动的中介传导效应。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市场集聚对地方创业活力产生了放大效应,且沿海地区的技术市场聚集对创业活力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显著高于内陆地区。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地方创业活力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创业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