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产住用地权衡特征及其经济梯度分异 ——以山东省为例

研究目的：剖析农村居民点生产和生活用地此消彼长的权衡特征及其经济梯度分异,为编制村庄规划、实施农村居民点重构提供科学支撑。研究方法：构建农村居民点生产和生活用地权衡分析框架,从权衡类型、权衡强度视角测度山东省农村居民点生产和生活用地权衡特征。研究结果：（1）山东省农村居民点生产和生活用地高、中、低权衡强度区县分别占27.07%、36.09%和36.84%,农村居民点住宅—工业用地权衡、住宅—商服用地权衡、住宅—公服用地权衡、住宅—生态用地权衡、不明显权衡分别占69.17%、2.26%、5.26%、7.52%和15.79%,以住宅—工业用地权衡占主导;（2）农村居民点生产和生活用地中高权衡强度区县分别占山东省高、中、低经济发展速度区县的70.27%、60.87%和58.00%,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权衡强度越高;（3）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农村居民点将由生产和生活用地权衡逐渐向生活用地内部权衡转变。研究结论：村庄规划编制应充分考虑不同经济梯度下农村居民点生产和生活用地权衡特征,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人居环境质量协同提升。     

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建设用地需求的增长、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在土地集约利用中兴起。本文在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将整理区区分为四种类型,得到各类型农村居民点对应的整理模式,并对各种整理模式下的运作模式进行了研究。     

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研究——以南通市为例

近年来,南通市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建设用地需求量逐年增加。为了保障经济快速发展的用地需求,必然需要消耗大量耕地资源。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一种有效增加耕地面积、缓解用地矛盾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南通市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如何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南通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的测算基础上,综合自然、社会、经济、成本和效益等因素,通过建立限制条件修正系数指标体系,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进行测算和分级,最后提出了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开发的对策建议。     

农村居民点用地发展驱动力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本文采用定性分析的统计方法,从自然,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研究和安徽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发展的驱动力,得出结论：要控制安徽省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应努力发展第二,三产业,降低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控制农村人口增长,大力推进城镇化;将农村劳务输出的“蛋糕”继续做大,同时,加快农村居民点整理步伐。     

江苏省县域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驱动过程——以如皋市为例

基于1995-2010年4个时相的遥感影像,通过分析县域尺度的Ripley K函数特征、景观指数变化和行政村尺度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关联格局特征来研究如皋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化特征,并分析演化的驱动过程。结果表明:11995-2010年如皋市农村居民点连通度、聚合度和形状复杂度增加,却未形成有效集聚,呈均匀分布特征,但均匀程度增加不显著。其中2000-2005年,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最显著。2农村居民点局部自相关性强,热点区域由经济较为领先的西北片区逐渐转移到后发追赶的东南片区,在热点转移过程中处于高值簇的乡镇单元会影响附近的区域,热点比重整体上升。3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及其空间不均衡性,是驱使如皋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时空演化的主要过程,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完成市民化转变的成本是其主要影响因素。     

农村居民点演化特征及整理的思考与建议——以江苏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以农村居民点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面貌显著改善,但由于沿袭传统居住模式,缺乏统一规划、政策引导,导致居民点布局散乱、资源浪费、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等问题.通过着重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省农村居民点的发展过程及特征,就农村居民点整理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进行探讨,并提出了对江苏省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思路及建议.     

基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法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评价研究——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本文以六安市为例,以2014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法,测算安徽省六安市各县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并从自然适宜、生态安全、社会经济可行以及潜力可拓展等4个方面,建立相应限制条件下的指标体系,依据"木桶效应"和"最小因子限制律"理论,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进行逐级修正的测算,以期更加科学地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工作。     

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研究——以天津市为例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随着建设用地需求的增长、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在土地集约利用中兴起。本文在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将整理区区分为四种类型,得到各类型农村居民点对应的整理模式,并对各种整理模式下的运作模式进行了研究。     

农村居民点布局合理性辨析——以北京市郊区为例

对村庄的尊重体现了对农民权利的尊重。简单地批评农村居民点布局不合理,简单地拿城市用地方式类比农村,是以“城市偏向”考虑农村问题的表现。在农村居民点调整中要注意协调好农民需求与城市需求之间的关系。通过适度调整解决农村居民点布局中存在的生存性、功能性、规模性、体制性、结构性等不合理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容之一。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已经提上日程.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定量的数学模型来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净增加耕地的潜力,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对该地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进行了潜力分析,并且得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与整理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必然联系的结论.     

BOT模式运作下乡村生态旅游项目的发展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乡村生态旅游是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相结合的产业,其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已然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渠道。重庆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农业历史悠久,旅游资源发达,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已经初现规模。但由于重庆整体经济水平在全国处于中游,加上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占去政府财政支出的大部分,因此发展乡村生态旅游项目面临资金短缺和管理不善的困境。BOT模式是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在我国又被称为"特许经营权",是指政府将"特许经营权"下放给私营企业,允许其参与建设和运营公共设施项目,并通过经营和管理获得利润回报的一种营销运作模式。BOT形式适用于我国当前乡村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对改善乡村旅游项目资金不足问题及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BOT模式也存在诸如规划风险、道德风险和圈地风险等现实问题,需要从政府和企业等2个角度分别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加强立法工作、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和制定严格的BOT协议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生态化转型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乡村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反生态"问题的显现,乡村旅游经济模式正面临着生态化转型的巨大压力,从根本上制约了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以江苏省为例,对其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历程、资源概况及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生态化转型的必要性,指出发展乡村旅游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生态环境为代价,亟需着眼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乡村经济,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一体化。该文依据新城镇化对国内乡村旅游生态化转型的基本需求,并结合江苏省乡村旅游生态化发展需求,提出以环保技术为支撑、深化江苏省绿色乡村发展,以生态发展为核心、促进江苏省乡村旅游制度改革,以旅游特色城镇建设为导向、实现江苏农村生态转型及以特色城镇建设为导向、实现江苏农村生态转型等策略,以满足江苏省乡村旅游的生态发展需求。     

重庆市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是研究农村居民点自组织演化规律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以研究区1∶2000土地利用现状图、地形图等资料为基础,以ArcGIS 9.3为技术平台,结合景观分析软件Fragstats3.3,选取表征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形状和分布的11个景观指数指标,应用空间分析法和景观指数分析法,分析了重庆市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自然条件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随着海拔和坡度的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和平均规模呈现出相对递减的趋势,且分布在阳坡上的多于阴坡。②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表现出不同的区域特征。丘陵区农村居民点面积大、分布密度小,其空间分布相对集中;由丘陵向低山过渡区由于微地势起伏不定,农村居民点数量多、单个居民点规模小,其空间分布集中度较低;低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比较零碎,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特征。因此,地形地貌是构成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的基础框架并制约着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形状和分布特征。     

基于“产—景—村”融合的西安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 分析西安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并基于“产—景—村”融合发展背景,探析乡村空间优化。方法 文章对1 905个西安市行政村,通过坐标拾取工具获取各行政村地理坐标,并运用ArcGIS10.2,选取平均最邻近指数和核密度指数分析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同时结合区域发展数据分析并提取乡村聚落产业空间和景观空间元素,结合“产—景—村”发展模式,系统分析西安市乡村聚落发展格局并提出优化措施。结果 （1）西安市乡村聚落空间模式为集聚分布,集聚程度一般;（2）聚落平均分布密度为0.217 9个/km²,整体上呈现出“一核四带、东密西疏、北密南疏”的空间分布特征,且趋向于经济发达区域集中分布;（3）人口空间集聚最大的特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模式。西安市经济和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城市辐射效应,尤其以西安市辖区、高陵区和长安区的村落发展具有明显的经济、人口和道路优势;（4）而“一核四带”中,又以“四带”优势明显。（5）最后基于“产—景—村”模式下提取出乡村聚落景观要素,并给出相应优化措施。结论 西安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需要以自然环境为优化大格局,通过规划设计使得产业具有景观价值,景观具有产业功能,融合工业和旅游业,打造产业景观点,最终建立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融合发展的乡村聚落空间,促进乡村聚落“产—景—村”融合发展。     

基于SOM的乡村振兴基础条件分区研究以甘肃省天水市为例

目的 构建乡村振兴基础条件综合评价体系,明确不同分区乡村振兴的优势条件和不足条件,分类提出乡村振兴的建议。方法 文章基于数据可获取性及科学性等原则选择乡村主体、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和自然环境等5个评价指标,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综合评价法计算2018年天水市乡村振兴基础条件综合得分,采用自组织映射法（SOM）以乡（镇）为单元进行分区,并根据不同评价因子得分明确各区发展基础的优势与短板。结果 （1）天水市乡村振兴基础条件有较大的差异性,综合条件较高和较差乡（镇）占比较少,基础条件一般的乡（镇）数量占比最大,各乡（镇）各评价指标具有较大的空间分异性;（2）天水市乡村振兴基础条件可以分为4个区,综合得分分别为0.009 4、0.007 7、0.006 2和0.004 6,4个分区结果的优势条件分别是产业基础、资源禀赋、资源禀赋、乡村主体,而其不足条件分别是资源禀赋、乡村主体、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结论 天水市各乡（镇）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依托优并发挥优势条件,补齐短板,因地制宜推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社会—生态现代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目的]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中部地区农业的优质高效发展提供一定参考。[方法]文章采用综合评价法、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综合水平及经济、社会、生态3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测度和对比分析。[结果]2007—2017年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呈逐年提升的态势,经济、社会、生态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发展增幅表现为社会经济生态的总体态势;研究期间3个系统的发展始终保持在[0.800,1.000]的高度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在0.554～0.779波动,由勉强协调发展为中级协调,协调质量总体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方向迈进;各地区3个系统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短板类型总体沿着"社会滞后—经济滞后—生态滞后"的轨迹演变。[结论]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总体趋于不断优化,生态环境的恶化逐渐成为多数省份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粮食主产区县域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研究——以河南省108个县（县级市）为例

粮食主产区的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着力构建县域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县域作为研究单元分别对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对选取的各时间截面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的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分析。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对河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农村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协调发展度分别进行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2009~2013年河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发展度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县域城镇化呈现出东北部较高而西北与中东部较低的特征,县域农村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集聚态势逐渐降低,二者的协调发展度总体来看,高—高集聚型的县域集中在中北部的一些地级市,低—低集聚型县域个数逐渐减少,并且分布趋于分散;对县域城镇化与协调发展度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农村发展与协调发展度之间相关性不明显。最后,根据分析结论,提出了适合各地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分析——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化最敏感、变化最大、最迅速的地区,也是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的地区,研究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过程及其驱动机制,对实现大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数理统计与综合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平谷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与GDP、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镇化以及人口等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6~2004年,平谷区农用地面积持续减少,其中耕地减少较多,园地增长速度较快,林地略有减少。建设用地持续增加,其中交通用地增长速度最快。平谷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城镇化发展、消费结构变化以及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社会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节约集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保障服务首都北京功能和平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平谷区土地利用的必然要求。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土地增值收益研究——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

目前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土地增值收益形成过程与数量模糊不清,农民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土地权益尚未得到有效保障。文章从土地发展权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拆旧区与建新区土地增值收益形成过程,从土地自然增值与人工增值等方面构建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土地增值收益测算模型,确定了增减挂钩中拆旧区与建新区土地增值收益测算方法,并选择辽宁省典型项目区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土地发展权理论构建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增值收益测算模型与方法测算结果均有土地增值收益存在,且当建新区用途为商住业用地时形成的土地增值收益高于建新区为工业用地时形成的土地增值收益;测算在增减挂钩中形成的土地增值收益一般在600元/m~2左右。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性建议,指出应建立科学的公众参与机制与农民利益保障监督机制,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从而保障农民权益。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统筹城乡发展问题探讨

文章对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讨。分析了统筹城乡发展与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的关系,通过相关协调发展指标量化评价了长株潭统筹城乡发展的现状,指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难点和瓶颈,由此提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建议,为推进长株潭试验区改革建设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