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5年中国绿肥发展策略

目的 绿肥是农田化肥替代的高效、清洁技术,是培育健康土壤、扼制土壤退化的最有效手段,是生产健康农产品的最佳物质和技术保障。需加强绿肥发展规划,推进绿肥生产及产业化进步。方法 文章通过长期工作总结、大规模联合调研、查阅文献等方式,分析了我国绿肥发展现状、潜力、制度模式及重点任务。结果 （1）绿肥生产技术不断优化发展,绿肥产业化新机制（“绿肥+”产业机制）取得明显成效,绿肥生产规模稳步恢复,2022年我国绿肥面积达412万hm²。（2）我国尚有约88%的绿肥面积潜力未加以利用,主要农区和经济林园的绿肥总面积潜力约4 227万hm²,其中农区、经济林园绿肥面积潜力分别为3 340万hm²、887万hm²。（3）概述了我国典型区域农田、果茶园、新整耕地及边际土地可采用的绿肥利用技术模式。（4）近期我国绿肥发展的重点任务是,提升绿肥种业保障水平、加强技术创新及应用、扩展绿肥服务国家战略路径、推动绿肥产业路径建设、创新绿肥产业政策保障机制。结论 到2025年,绿肥生产技术及应用进一步提升,绿肥生产面积稳中有升,绿肥对耕地质量和区域经济的贡献显著增强。在新时代背景下,应立足当前现实需要,着眼为将来留下良田沃土,将推进绿肥生产及其产业化,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抓手。     

地质工作支撑服务乡村振兴路径探讨——以四川垦造水田项目为例

文章系统梳理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垦造水田的政策背景和现实需求,结合地勘单位的专业优势,以四川垦造水田项目为例,在分析垦造水田项目建设目标、项目选址、规划布局、工程设计基础上,提出地质工作在支撑服务乡村振兴的8个方面：(1)土地核查、土地整治规划;(2)土壤普查、土地质量调查评价;(3)区域及专项水资源调查评价;(4)自然灾害调查评价与治理;(5)灌溉、排水及道路建设工程勘察;(6)农田防护与生态保护修复;(7)农田观测体系建设、地理信息服务;(8)农田景观建设、乡村旅游资源开发。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村域“三生”空间划定与实证研究

目的 在乡村振兴及国土空间规划的大背景下,以划定城镇、农业、生态等功能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以下简称“三区三线”）为契机,科学编制周石村的村域空间规划,并在规划基础上进行“三生”空间划定及采用相关指标评价“三生”空间适宜性,以期为城郊融合型村庄规划提供实例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地类归并法与“三区三线”法对周石村地类进行“三生”划定,转移矩阵对现状与规划后的“三生”空间进行对比。结果 （1）规划后,农林面积增加,建设用地减少,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变化较小,并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规划形成“一镇一带三园”的产业空间布局。（2）规划至2035年,生产空间增长12.244 1 hm²,面积上升为150.797 5 hm²;生活空间减少了2.659 8 hm²,面积下降为68.957 0 hm²;生态空间减少了9.584 3 hm²,面积下降为107.045 4 hm²。（3）规划后,生产、生活空间满足空间需求,生态空间适宜性结果较好。结论 周石村作为城郊融合型的典型,其发展的要点在于充分运用自身优势（产业）,并完善对外联系方式（道路）与公共设施用地。地类归并法与“三区三线”法相结合使“三生”空间划定更科学。     

1990－2015年三峡库区重庆段水田时空分布及演变特征

目的 水田作为三峡库区重要的耕地类型与湿地景观,对保障该区的粮食和生态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分析水田的时空分布及演变特征,为农业结构调整、水田经营政策的制定以及保障库区生态系统的安全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方法 文章基于三峡库区重庆段1990年、2005年、2015年土地利用图像,利用ArcGIS和FRAGSTATS软件,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核密度估计以及景观指数模型等方法,分析三峡库区重庆段在不同时段水田的时空分布与演变特征。结果 2015年三峡库区重庆段水田面积为5 267.94 km²,占耕地总面积的26.70 %,平均坡度为11.87°,其中丘陵地区水田面积分最大,不同区县间水田面积差异显著。（2）近25 年草地、建设用地和水田间发生显著转移,1990—2005年水田主要转向旱地,2005—2015年水田主要转向建设用地,且转出面积大于转入面积,水田的总面积持续减少。（3）近25年来三峡库区重庆段水田面积的核密度分布呈现“西密东疏”“南密北疏”的分布格局。1990年水田分布的聚集区表现为江津和长寿2个核心分布带;2005—2015年江津的核密度值由高密度区转变为低密度区,水田分布的聚集区仅剩长寿核心分布带。（4）在7种土地利用类型中,水田的景观优势度居于中间位置,随着水田面积不断减少,水田景观的破碎化进一步扩大。结论 从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的角度出发,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必须稳定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水田面积,充分发挥水田的生产和生态功能。     

多中心治理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研究

目的 在国家机构重组,农田建设职责整合的背景下,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着“多头管理”、公众参与不足、建设成效不佳以及“重建设、轻管护”等问题,因此亟需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展开更系统的研究,提出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体系优化模式。方法 文章采用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归纳出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困境,并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完善和重构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思路及破解现有困境的对策建议。结果 （1）当前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政府部门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社会公众参与不足、建后管护机制缺失等困境。（2）多中心治理理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督管理机制的构建中具有适用性。（3）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的监督管理体系,要明确政府机构各自的监管职责,搭建公众参与平台;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完善市场监管机制;要充分发挥社会群体的监管作用,完善建后管护机制。结论 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主体单一、机制缺失等问题,应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尝试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的监督管理体系,对完善高标准农田监督机制具有借鉴价值。     

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本逻辑、实践困境与实现路径

目的 文章阐释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本逻辑,剖析实践困境,探明实现路径,以期为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1）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本逻辑主要包括要素整合、空间优化和价值增值三个方面;（2）当前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面临资金来源、动力差异、组织效率、实施阻碍、管护效能等五大困境;（3）为扎实推进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应积极引导金融社会资本投入,积极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因地制宜推进多目标协同建设、完善全过程组织协调机制、系统优化建后管护。结论 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内涵更丰富、目标更多元、内容更广泛、实施更复杂,从基本逻辑、实践困境和实现路径进行全面解析,有利于系统理解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理论研究对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     

新疆棉花生产要素成本收益及规模报酬变动趋势研究基于465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

目的 由于生产要素的价格稳步攀升,新疆棉花生产成本过高,加上新疆棉花销售回归市场,价格不稳定,导致棉花生产风险增大,棉农种棉积极性降低。文章通过对新疆棉花成本收益及规模报酬变动趋势的研究,为棉农生产决策和政府政策提供参考。方法 在对新疆棉农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棉花种植规模变动下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在二次函数的基础上寻找生产要素投入成本较低,收益最大的植棉规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棉花生产要素投入对植棉成本的影响,以及不同植棉规模下生产要素对棉花产量增加的贡献程度。结果 新疆农户棉花生产的单位面积成本和收益随着户均种植规模的变化呈二次曲线变化;单位面积成本随着种植规模扩大,先下降,超过一定规模后上升,成本最低植棉规模为3.56hm²;单位面积收益随着种植规模扩大,先增加,超过一定规模后下降,收益最高的植棉规模为4.67~5.33hm²。研究发现,户均种植规模在2.5~4.5hm²时,土地费用、机械作业费、水电费、雇工费用投入对棉花产量的贡献较大,规模在7~10hm²时,化肥投入对棉花产量的贡献较大;农药、地膜、滴灌带等物质投入未体现规模趋势。结论 新疆农户棉花生产的成本和收益随着种植规模不同而变化的趋势符合规模经济原理,存在最优种植规模;在不同种植规模下,各种要素投入对新疆农户棉花产量的影响差异明显。因此,要引导棉农合理投入生产要素,降低成本,增加收益。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目的 在中国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并重推进粮食作物效率提升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提升效应的规模异质性具有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使用随机前沿分析和门限回归分析,利用2018年全国6省区小麦种植户经营情况,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影响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及影响效果规模异质性进行研究。结果 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用有助于提升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存在门限效应,当农户经营规模低于门限值（0.293hm²）时,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不具有显著影响,跨越门限值后,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则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基于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中等规模（0.293hm²＜Area＜3.333hm²）农户的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结论 农机社会化服务有助于提升中国小麦种植户技术效率,但受限于农户规模,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的同时仍然需要推动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考虑有效劳动力影响的花椒种植型新型经营主体土地适度规模研究

目的 受地形因素制约,山区地块小、坡度大、基础设施薄弱,短时间内较难实现大规模机械替代劳动力,加之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日益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影响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营的关键因素。探索有效劳动力约束下新型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的“度”,对推进山区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江津区现代农业园区138户花椒种植新型经营主体的微观调研数据,衡量区域环境及劳动力个体特征等多因素叠加影响下新型经营主体的有效劳动力数量,进而评价劳动力约束下经济—社会—生态3个维度新型经营主体的综合效益,并以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确定最优劳均经营规模,分析其规模经济。结果 （1）不同类型新型经营主体的有效劳动力数量具有明显差异,从多到少依次为农民合作社（13.03人）、农业企业（10.74人）、家庭农场（4.11人）、种养大户（3.15人）;（2）不同类型新型经营主体综合效益差异显著,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业企业（18.12）、农民合作社（13.66）、家庭农场（8.89）、种养大户（7.56）;（3）研究区单个有效劳动力的劳均最优适度经营规模为2.64 hm²/人,兼顾不同经营主体的有效劳动力数量,户均最优适度经营规模从大到小依次为农民合作社（34.39 hm²）、农业企业（28.35 hm²）、家庭农场（10.85 hm²）、种养大户（8.32 hm²）。研究区当前达到最优适度经营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偏少,仅15.9%,其中包括6.5%的农民合作社、5.1%的家庭农场、2.9%的农业企业、1.4%的种养大户。结论 随着花椒种植新型经营主体土地经营规模的增加,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成本降低,与拟合最优规模的倒“U”型特征相符,即目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该文旨在识别有效劳动力约束下各类花椒种植新型经营主体的土地适度规模,以助于推动山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基于连续型双重差分的实证检验

目的 基于2005—2017年31个省域的平衡面板数据,评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能否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方法 文章以国土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为准实验,使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1）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该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来源于对农业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上。（3）该政策对低分位点、东部及西部地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提升高分位点和中部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均会产生显著正影响。（4）该政策能够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和种植结构调整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影响。结论 在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政策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强化其在节约农业用水、降低化肥农药施用量等方面的作用,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组合拳”,实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马铃薯收入保险应用研究

目的 研究面向创新型农业保险业务中缺少及时准确的第三方作物产量结果用于灾损理赔的问题。引入多源卫星遥感测产技术,识别测产关键因子,构建产量模型。方法 文章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选取山西省马铃薯主产县岚县为研究区,计算基于Sentinel2影像的植被指数,结合气象卫星数据与实测单产数据,筛选关键因子,建立马铃薯单产遥感测产经验模型。结果 采用GF-2影像分割与Sentinel2长势时序识别岚县马铃薯种植面积为8 477.65hm²,精度检验Kappa值为0.72。保险公司岚县承保马铃薯面积2 476.37hm²,承保覆盖率为29.21%。测产结果显示,马铃薯单产与区域关键期地表温度参数相关性较好,岚县遥感测产获得平均单产为13.76 t/hm²,实地测产获得平均单产为14.06 t/hm²,误差百分比为2.13%,分乡镇平均误差百分比为22.97%,基本满足理赔业务需求。在2018年保险期结束后一周内,保险公司启动快速赔付,支付赔款125.29万元,赔付率48.46%。结论 遥感测产具有大范围、时效性好、可靠性高等特点,能够迅速为创新型保险产品提供测产理赔结果,提高理赔效率,保障农民收入。     

21世纪以来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的变化与启示

目的 研究21世纪以来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稳中有增的机制,为新时期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文章采用时间序列描述性统计与区域空间比较分析、因素分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果 （1）2001—2020年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经历了“两增两减”的变化,由201.03万hm²波动增长至220.28万hm²,增长9.6%;同期广东、浙江分别减少了53.48万hm²、70.40万hm²,与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差距不断扩大;（2）2001—2020年江苏省苏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了26.94万hm²,苏中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基本稳定,苏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了45.11万hm²,苏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增加对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增长的贡献率达234.2%,是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稳定的主要原因;（3）水稻生产竞争力不高和有效灌溉面积减少共同导致了苏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的衰减,有效灌溉面积增长是苏中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和水稻生产竞争力提升共同促进了苏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加。结论 对于拥有较多后备稻田或耕地的区域,在一定时期内区域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区域内粮食种植面积的下降,但长期稳定粮食种植面积面临挑战。继续稳定江苏省水稻种植面积需要全省协同努力,苏南地区要稳定并适度增加水稻种植面积,苏中地区要积极探索稳定水稻种植面积的有效途径,苏北地区要着力发展稻米产业经济,探索水稻生产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同时要高度重视江苏省沿海地区滨海盐土水稻生产的发展,为未来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增长开辟新空间。     

吉林省农户玉米种植与施肥现状调查

目的 明确吉林省不同生态区农户玉米种植与施肥现状,为区域玉米栽培和养分管理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依据。方法 文章采用抽样调查方法,于2014年在吉林省44个县市开展农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5 142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玉米品种、产量水平、种植面积和密度、播种和收获期、养分来源、施肥时期及方式、肥料种类和施用量等。结果 吉林省农户种植与施肥条件下玉米产量平均为9.1 t/hm²,东部湿润山区、中部半湿润平原区和西部半干旱平原区产量平均分别为8.1、10.1和8.0 t/hm²。全省农户共选用玉米品种526个,使用率前6的品种占比46.7%,播种期集中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占86.0%）,收获期集中于10月上中旬（占89.0%）。单户种植面积大多在1~3 hm²（占62.3%）,平均2.9 hm²,种植密度集中在5.5万~6.5万株/ hm²（占58.0%）,平均5.7万株/ hm²。全部参与调研的农户均施用化肥,但增施有机肥比例仅3.5%,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6.0%、1.9%和4.0%。化肥品种以单施复合肥和复合肥—单质肥配施为主,中部地区大多为单施复合肥,东、西部地区大多为复合肥与单质肥配施。全省农户的氮（N）、磷（P₂O₅）、钾（K₂O）养分投入量平均分别为244.6、130.8和104.4 kg/hm²,氮磷钾养分比例平均为1∶0.53∶0.43。施肥方式上,全省一次性施肥和分次施肥（基肥+追肥）方式分别占53.5%和46.5%。各区域中,中部地区农户的玉米养分投入量和一次性施肥比例（平均为540.6 kg/hm²和77.9%）远高于东、西部地区（平均为429.3、401.2 kg/hm²和22.4%、36.1%）。结论 现阶段吉林省农户玉米产量水平较高,但种植和施肥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进一步加强针对区域尺度的玉米优化栽培和高产高效养分管理研究及技术推广,因地制宜地促进玉米产业绿色优质可持续发展。     

果园生草复合种养循环模式效应分析基于云南泸西县果园比较研究

目的 探讨果园生草复合种养循环模式的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应,促进果园生草模式的多元应用。方法 文章通过实地调研获取2019年云南省泸西县果园生产数据,运用生态循环理论,系统分析果—草—畜（羊）复合种养循环模式,并利用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模型测算复合种养和清耕种植两种模式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比两种模式的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效应。结果 在经济效益上,复合种养模式比清耕种植模式节约化肥6 496元/hm²、农药426元/hm²,分别降低肥料成本18%,农药成本19%;同时,果园生草替代外购饲料减少饲料成本1.956 0万元/hm²,提高经济效益4.439 9万元/hm²。生态效应上,复合种养模式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32%,通过减少化肥及农药投入降低环境成本33%,由此果园综合效应提高4.998 2万元/hm²。结论 果园生草复合种养循环模式将果业、草业、畜牧业有机融合,实现了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同时节肥、节药、节饲效果显著,是一种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果园生态循环模式。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现实困境及政策思考——以广东省为例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新时期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重要平台抓手。文章以广东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为例,总结了广东省开展农村拆旧复垦、垦造水田、高标准农田建设、村级工业园改造等土地整治探索与实践,分析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规划、权属、现状地类、社会资本参与、资金筹措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并结合实践提出建议:(1)建立满足调整重构型整治需求的规划和用途管制机制;(2)建立健全权属调整的政策机制和技术体系;(3)畅通农业、生态空间价值实现路径;(4)完善市场参与和投融资机制;(5)构建以农民集体为实施主体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组织模式。     

新形势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目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重要措施,在粮食安全问题重要性凸显的背景下,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意义非凡。通过分析机构改革后农田建设管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措施,将为政策完善提供方向和依据。方法 文章选取4个粮食主产省的8个粮食大县进行调研,组织省、市、县各级农田建设管理部门人员、新型经营主体等,采用半结构性方式进行访谈,研究分析农田建设政策落实及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结果 农田建设在提高粮食产能、促进农业机械化、增加农民收入、新增耕地指标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成效,但机构改革后的农田政策执行中还存在机制不全、体制不顺的问题,在组织协调、资金管理、项目内容管理和制度标准方面都有体现。问题根源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及相关主体存在的“路径依赖”“重管理、轻服务”“一刀切”等倾向。结论 需从体制机制上完善农田建设管理政策,让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更高效,为保障粮食安全发挥更大作用。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以玛纳斯河流域为例

目的 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忽视了生态系统功能的多样性,难以追踪生态服务价值的流动规律,从生态系统服务角度展开生态足迹研究,以期为生态足迹模型的改进提供思路和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两大理论,构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生态足迹模型,并以生态脆弱区——玛纳斯河流域为靶区进行了分析。结果 玛纳斯河流域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均存在年际变化,前者的多年平均值中水域（16.87）＞林地（4.62）＞能源用地（1.39）＞草地（1.37）＞耕地=建设用地（1.07）＞未利用地（0.30）,后者的多年平均值中耕地=建设用地（1.42）＞水域（1.31）＞林地（1.04）＞草地（0.95）＞未利用地（0.45）;玛纳斯河流域生态足迹呈明显的不均衡增长,生态赤字不断扩大,流域生态足迹增速达0.48×10⁶hm²/年,生态承载力在均值3.68×10⁶hm²附近波动,生态赤字年均增速为-0.47×10⁶hm²/年,其中草地和能源用地占比高、增速快,贡献了流域近85%的生态足迹;当量因子对流域的测算结果较为关键,敏感性指数结果显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CS值分别为0和1,生态赤字的CS值由1.78降至0.26,除草地生态赤字的CS值在2010年、2015年和2018年＜1外,其余地类始终≥1。结论 与传统生态足迹模型相比,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生态足迹模型具有强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多样性、生态承载力核算内容更加丰富准确、模型参数本地化增强了普适性等优势。研究结果可为玛纳斯河流域的生态建设提供依据,同时有助于完善生态足迹的相关研究。     

三维生态足迹视角下江西省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演化及其驱动因素

目的 文章以三维生态足迹视角对江西省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演化及动力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为实现“高经济水平,高自然资本存量”的可持续发展状态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三维生态足迹模型计算自然资本,并用GWR模型识别可持续性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 （1）从时间序列上：全省自然资本整体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从内部组分构成看,生物账户是存量资本消耗的主要方式,耕地和林地是流量资本占用的主要方式。（2）从空间格局上：足迹深度空间格局表现为西部＞南部＞东部,其中新余市最高达13.264hm²/人,鹰潭市最低为2.717hm²/人;足迹广度在0.460～0.526hm²/人波动,空间格局表现为西部＞东部＞北部,其中鹰潭市最大值为0.860hm²/人,萍乡市最小值为0.199hm²/人;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综合分区表现为中部低于四周地区。（3）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省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整体呈现变好趋势,通过定量回归分析发现,引起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生态足迹强度、城市化率、生态承载力,且这3个因素在空间上有不同的表现模式。结论 该省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赤字和足迹深度、足迹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大力提升东、中部自然资本流量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以降低生态足迹强度,提高生态承载力和控制城市化速率三项因素入手,以期实现江西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贵州省百香果种植适宜性评价

目的 百香果近几年在贵州域内推广种植,因当地整体气候环境条件与其最优生境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导致部分地区百香果无法越冬、成熟果实产量和质量较低等问题,因此分析贵州省百香果种植适宜性对其产业化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方法 文章将百香果种植适宜性评价体系分为两层：生长适宜层与现状限制层,生长适宜层除了5项常规生长指标（常年均温、最冷月均温等）外,考虑贵州百香果种植低产、质低的问题,引入百香果关键生长期（5—11月、7—8月）的温度作为生长指标之一;现状限制层包括5种不宜种植的土地利用类型和重度石漠化、极度石漠化以及坡度大于25°地区。运用空间叠加、栅格计算以及空间统计等GIS方法得出百香果种植适宜评价结果。结果 （1）评价等级面积：不适宜>次适宜>适宜,面积分别为1 456.096 457万hm²、274.224 849万hm²、31.348 694万hm²,全省无最适宜区分布。（2）次适宜区面积较广,但在黔西和黔中地区分布面积较少;适宜区涉及到25区县,81.71%适宜区集中在南北盘江流域低热河谷区域。（3）以适宜性评价结果为基础,区县为基本单元,根据适宜性程度进行百香果产业发展区划,其中重点5个、一般区11个、分散选育区27个、非推荐种植区45个。（4）可种植百香果贫困区县有22个,占贫困县总数的66.67%。结论 贵州省不适宜大面积种植百香果,33个贫困县中10个贫困县区县可作为百香果产业发展区。     

川西高原典型作物土地适宜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川西高原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水平低,开展生态脆弱区域典型作物土地适宜性分析,对农业生产的作物规划管理,以及拓宽当地农户增收致富渠道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四川省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综合运用AHP层次分析法、栅格指数模型,构建川西高原典型作物土地适宜性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果 （1）典型作物土地适宜性评价因子中气候条件影响较大,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相对较小。（2）大白菜种植适宜用地主要分布在大渡河中游和岷江流域,其中高适宜区1.652 5 万hm²;苹果种植适宜用地主要分布在大渡河流域河谷山地和岷山山脉,其中高适宜区36.121 5万 hm²;梨种植适宜用地主要分布在大渡河中游和岷江流域,其中高适宜区31.025 3万hm²;甜樱桃种植适宜用地主要分布在大渡河和岷江流域的河谷和山地,其中高适宜区16.891 4万hm²;核桃种植适宜用地主要分布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流域的河谷区,其中高适宜区41.913 7万hm²。（3）从县域空间尺度上评价,川西高原推荐种植核桃和梨的县（市）最多,分别为22个和16个。推荐种植大白菜的县（市）最少,只有3个。（4）川西高原农业产业光温条件好、气候垂直变化显著,但常受低温等极端天气影响;耕地比重小、分布零散且耕地质量低;低纬度高海拔同时地势高耸、地形破碎;交通和灌溉设施薄弱,自然—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川西高原典型作物产业发展。结论 研究结果符合川西高原典型作物种植现状,但是该研究构建的土地适宜性评价体系中对内源性因素考虑不够,缺乏对劳动力、经营方式等因素的分析,同时缺少对科学技术、法律法规、政策、市场等外源性因素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