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结构变化及因果关系研究

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是否平稳是研究总量动态特征以及总量之间关系的前提。本文在考虑经济中结构变化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的时序列是具有单位根的非平稳还是分段趋势平稳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检验的10个总量中,有6个,即实际GDP、人均实际GDP、就业、实际银行信贷、实际储蓄负债和实际固定投资等总量的时序列是围绕着1个或2个结构断点的分段趋势平稳。分段趋势平稳的结论对于政策主导下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和短期经济稳定措施是否有效,以及总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单位根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消除趋势后的分段趋势平稳总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率的成分分解及稳定性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减缓,我国经济波动也呈现出稳定性趋势.文章通过建立具有货币政策干预的产品市场均衡模型,对我国实际产出波动率进行了成分分解,并将实际产出波动的来源归结为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的作用.通过这些经济冲击方差序列的度量,又对实际产出波动率进行了冲击方差序列的回归检验,发现我国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强度的逐渐平稳是经济周期波动率降低的主要原因,而供给冲击对实际产出波动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仍然需要坚持需求管理的政策导向,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再思考:基于变量结构变化的多元VAR分析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认识到研究变量间关系时考虑经济中结构变化的重要性.本文采用结构断点单位根检验对我国银行发展、股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指标进行了研究,发现所有指标均为围绕着多个结构断点的分段趋势平稳.进而,本文采用多元Near-VAR分析了消除趋势后的指标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银行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而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弱.脉冲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亦证实了上述结论.股市发展的替代度量指标是分段趋势平稳以及股市发展尚未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结论对于实施政策主导下的长期股市发展战略和短期股市稳定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相关性——基于协变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1952～2005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带有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和协变模型判定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资本形成总额时间序列均是带有一次均值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证实了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之间存在着同期协变关系;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以及动态相关系数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间的动态相关性.最后,文章在此分析基础上得出了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的非线性研究

本文以变化相对温和的非线性指数平滑转移ESTAR模型为基础对1952-2008年间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进行线性检验,采用KSS非线性单位根检验方法探究其动态特征,并利用KSS非线性协整方法进一步考察非平稳总量间的动态关系。结果发现本文检验的9个总量序列全部表现为非线性,其中7个总量表现为非线性平稳,而实际人均GDP和就业人数2个总量则具有单位根,且二者之间不存在非线性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经济中的实证研究--基于产出缺口的分析

文章着重检验了我国经济中的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性.文章首先将实际产出分解成不可观测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设定它们服从一个简单的向量自回归过程,再运用卡尔曼滤波技术估计出我国1952～2002年的实际产出,从而得到产出缺口的估计值.然后以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滞后值作为解释变量对通货膨胀率进行回归,发现在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内是不成立的.     

我国实际产出序列非对称性和非线性特征的统计检验——基于时域形变模型的检验分析

实际产出序列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动态特征。本文利用时间序列的时域形变检验方法分析我国实际产出序列。研究发现:我国实际产出序列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我国实际产出序列的扩张过程无论是在幅度方面还是持续性方面均强于紧缩过程。这意味着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高位持续的趋势,本轮经济周期将形成高位底部并具有拖长的倾向。     

宏观经济政策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分析

文章采用账面价值的资产负债率作为资本结构的度量标准,分行业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1990—2009年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并追溯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更,分析了资本结构随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特征。     

中国近二十年货币政策的轨迹:价格规则还是数量规则

我国宏观经济在过去的20年高增长和高波动并存,2000年后波动有所减弱。文章利用1992-2011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的价格规则和数量规则。研究发现,汇率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反应不显著,数量规则对产出和通胀的反应比价格规则更显著;2000年前后货币规则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具有动态时变特征;数量规则比价格规则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更有效。     

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结构变化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实证

对于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已成为研究数据质量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从经济系统的角度运用联合估计诊断模型对我国 3 6个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结构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发现了数据异常的特点和规律。研究结论表明 :大部分异常点的出现或多或少都是以聚集成堆的形式出现的 ,它们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 ,孤立的异常点不是我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主要特征 ;几乎所有的原始序列都有显著的偏度 ,过多的峰度也是明显的 ,因此它们被显著地拒绝认为服从正态分布 ;大部分变量的原始序列和异常点修正后序列虽然都呈现出非ARCH特征 ,但是ARCH2、ARCH4、ARCH8的P值却有一定程度的不同。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存在的若干主要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虽然这些问题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有些影响 ,但对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影响不大。也就是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数据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规模     

通过加总推出的总供给曲线

总供给曲线的推导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在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中 ,在推导总供给曲线时 ,加总问题 (aggregationproblem)往往被忽略。一般认为 ,总供给曲线是各企业供给曲线的简单算术和或是一个代表性企业供给曲线的简单放大。但是 ,在现实中 ,各个企业是不同的。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 ,总供给曲线与企业供给曲线在性质上才是等价的。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制度性特点并在解决加总的一系列技术问题的基础上 ,本文推导出了在企业劳动生产率服从均匀分布情况下的总供给曲线。通过这种方法推出的总供给曲线具有许多传统总供给曲线所不具有的新性质。笔者希望本文能为进一步研究处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往往被忽视的一块重要领域 (“中观经济领域”)做出贡献。     

新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一个基本模型及其在货币政策中的应用

宏观经济学正在迈向新一次综合.在这个进程中,一些前沿经济学家为总需求理论构建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使其成为新新古典综合框架的一块基石.它与同样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总供给理论相结合,就成为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进行货币政策分析的标准工具.利用这个工具,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的研究得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本文梳理了总需求理论的上述新近发展,并讨论它在货币政策中的一些应用.特别地,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些应用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The Multi-Sector Business Cycle Model and Aggregate Shocks: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a multi-sector business cycle model to the Japanese economy. Through dynamic factor analysis, output fluctuations are broken down into aggregate and sectoral shocks. It is shown that independent sectoral shocks a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common shock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l proposed by Long and Plosser (1983). In addition,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aggregate shocks increased during the so-called "Bubble" period in the late 1980s.     

储蓄不足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研究

多角度的考察表明,近代中国的总需求拉升价格的力度远大于总供给下压价格的力度,产出增长能力较弱;本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贸易条件成立;出口和进口的汇率弹性绝对值之和远小于1,马歇尔—勒纳条件不成立。因此,近代中国经济呈现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总供给曲线的斜度应该是陡峭的。于是,在使用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近代中国经济时,应首先考虑所运用的理论之前提假设是否与近代中国的经济态势一致,从而避免产生南辕北辙的结论。     

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本文从结构主义视角,参照1970-2008年国际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剖析了中国转型发展中的总需求结构特征,分析了总需求结构失衡且调整缓慢的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总需求结构调整必须跳出需求结构本身,从经济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制度两个方面着手,确立以扩大内需为支撑的内生发展战略和构建"劳动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in a search and matching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on aggregate fluctuations. It uses a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haracterized by search and matching frict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nominal rigidities in the goods market. It finds that firing costs and unemployment benefits can have substantial effects on aggregate fluctuations. Increasing firing costs decreases the volatility of output, employment, and job flows due to the reduction in the mass of jobs sensitive to disturbances and lower incentives for firms to hire and fire workers. Hence, firms adjust to shocks mainly through prices, causing inflation to become more volatile. Rais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has the reverse effect on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vidence on inflation–output trade-off in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 countries

This paper subjects Lucas's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 study to further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cross-country study divides the 111 countries covered into 90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21 advanced countries. Lucas's proposition is that volatility of aggregate demand growth should reduce the impact of aggregate demand growth on the cyclical output and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is that there is no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 in line with the natural rate theory. We employ annual data over periods that fall between 1958 and 1985 in order to conduct the test.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Lucas's proposition is valid for developed economies but not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双一流”建设大学基础研究创新效率测量及投入产出结构合理性研究——基于“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数据观测

从“十一五”到“十三五”初期，我国基础研究快速发展，投入和产出均大幅提升。运用以产出为导向的数据包络分析法，测量该时期我国“双一流”建设大学基础研究创新效率，观测13年间基础研究动态变化趋势，通过投影值分析“双一流”建设大学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出结构的合理性，挖掘其创新效率存在的优势和薄弱环节，助力我国基础研究良性发展。研究结果显示：三个五年规划对“双一流”建设大学基础研究快速发展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十二五”和“十三五”初期基础研究投入产出结构不合理的“双一流”建设大学数量比例较高，高端人才引进以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前沿性成果成为优化高水平大学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出结构的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