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时空演化与失调发展特征

以多源遥感数据、GIS辅助数据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GIS空间分析法和指数分析法,揭示近20年来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时空演化与失调发展特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均以低等水平为主,但土地城镇化处于中高等水平的县域多成组分布于市辖区周围,人口城镇化处于中高等水平的县域多连片分布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均呈显著增长趋势,但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高速增长的县域多分布于沿海地带和省会城市内,人口城镇化水平呈高速增长的县域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内;约有94.56%的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失调发展,失调等级以轻度失调为主,失调类型以人口城镇化滞后为主;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失调发展呈周期性循环波动、螺旋式上升趋势,总体而言,重度失调发展的县域比例有所上升,人口城镇化滞后的县域比例显著上升。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促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型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促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国以GDP为导向的城镇化进程却通过加剧城乡资源的配置失衡、恶化农村病、引发城镇病,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加强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实现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优化城镇体系结构与空间结构,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国外农业人口转移对我国的启示——以河南为例

分析了河南省农业人口转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借鉴国外农业人口转移中建设全体国民均等化、一体化福利制度,注意均衡发展、避免掉入城镇化陷阱的案例,提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河南实现人口有序转移的建议。包括建立居住证制度,完善农业土地流转和征地补偿制度,建成覆盖城镇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在中小城镇就地转移,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民主权利。     

基于人口-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的青海省新型城镇化研究

通过阐述新型城镇化内涵,分析青海省城镇化发展现状,揭示青海省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一是城镇空间分布与发展不均衡,二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地区,三是城镇体系等级结构不合理,四是城乡发展差距大,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最后,提出促进人口-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的青海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     

实施县域突破战略 搞好城镇开发建设

一、实施县域突破战略以来的进展情况 省委提出实施县域突破战略以后,通过分析我县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我们感到农安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所占比重过大,城镇经济所占比重过小,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分突出。农安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首先在城镇化上做文章,创造载体发展二、三产业和转移农业人口,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两年来我们把经营城镇作为突破口拉动县域经济发展,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基于“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视角——以乐清市为例

乐清市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块状经济和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极大地推动了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发展,也使镇域经济发展出现非均衡现象。以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解释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现实表现,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空间集聚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京津冀150个县市单元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多指标评价体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耦合协调分析的方法,对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集聚模式加以分析,并进一步探索了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提出如下结论:(1)市辖区的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未来发展应当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着重解决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及居住质量问题;(2)县域地区土地开发潜力巨大,但开发动力不足,应当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各县域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培育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产业,主动承接京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与土地建设;(3)促进京津冀内部的交通一体化和公共基础服务均等化,促进京津冀资源要素的自由流转和市场一体化,减少京津对河北以及市辖区对县域的虹吸效应。     

我国的县域差距与公共政策——基于浙江省64县(市)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的县域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带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文章分析表明,浙江省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差距变化大体上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县域差距呈扩大趋势,而具有较高发展水平地区的县域差距则呈缩小趋势。而一个地区人口密度的大小(或者说农村城镇化水平)已成为决定县域差距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部门缩小县域差距的各项政策性努力,特别是财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浙江县域差距扩大的趋势。     

山西省县域人口半城市化的空间格局研究

基于2000、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利用变异系数分析方法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在Arc GIS和Geo 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以人口半城市化率为探测指标,从总体特征、时空演变、空间关联性三个侧面对山西省107个县域人口半城市化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县域人口半城市化现象显著且程度逐步加深,表现出明显的东部和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但总体上空间差异呈现缩小态势;"一圈三群"区域间人口半城市化水平差异明显,发展趋向均衡;总体上,山西省县域人口半城市化呈现出空间正相关性,且关联程度增强;根据局部相关性,山西省可分为扩散型、极化型、低速增长型、过渡型四种不同类型的半城市化区域。     

产业转移背景下县域城镇化发展——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发达地区产业加快向内陆地区转移,县城城镇化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新契机。基于对广东省云浮市的县域经济调查,在县域地方政府行为视角下,分析产业转移对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分析表明,在财税最大化和县域主体功能区实践下,县级政府倾向于发展大型资本密集型工业、建筑房地产业,在空间上则表现出向县城和少数重点镇集中的趋势。产业转移为县域城镇化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以县城为主导,以重点镇为支撑的县域城镇化格局开始形成,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外出回流劳动力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但资本密集型产业限制了对人口的吸纳,不利于人口的城镇化进程。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88个县(市)数据的分析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人口回流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实现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探讨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关系模型,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研究表明:①县域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协调发展的过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②湖南各县域整体上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低,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时空耦合分析——以浙江省67县市为例

通过改进人口半城镇化测算方法,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及耦合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及耦合度,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时空分析和规律探讨。结果表明:①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均呈增长趋势,人口半城镇化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产业非农化表现出相反的北高南低格局。②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形成浙北低人口半城镇化—高产业非农化、浙西和浙南高人口半城镇化—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③浙江省大部分县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耦合水平处于较高水平以上,无明显空间差异;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以中度耦合和较高度耦合水平为主,2005—2014年间中度耦合县域逐渐转变成较高度耦合,在空间分布上出现明显空间差异。④相较于人口城镇化和产业非农化耦合度不断上升的特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存在动态耦合关系,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倒“U”型分布,倒“U”型拐点在人口城镇化水平的55%左右,浙江省大部分县市处于倒“U”型分布的左侧阶段,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耦合发展可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同时注意拐点右侧需结合产业升级、户籍制度改革等手段促进半城镇化人口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评估——浙江省案例

文章以浙江省2010—2021年各项指标数据为样本,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指标数据分析并以GIS等级设色法为空间可视化手段,对浙江省域内两者的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的时序演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1)2010—2021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空间差异逐步降低,已逐步趋向均衡发展;(2)部分城市存在单个系统发展滞后,且个别城市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3)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已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浙江迈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速发展阶段。     

劳动力与消费者“分离式”城镇化——劳动力过剩经济体的全球化现象还是中国特色问题?

我国城镇化真正存在的问题不是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劳动力工业化,而是消费者城镇化落后于劳动力城镇化,出现了其他国家所没有或不明显的劳动力城镇化与消费者城镇化分离趋势。分离式城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劳动力过剩经济体在开放条件尤其是全球化时期的或有现象,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全球化和我国户籍分离制度以及高成本住房制度等结合的产物。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传统城镇化模式略有不同的新型城镇化,但就实质而论主要是劳动力城镇化,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口城镇化。当前我国城镇化真正存在的问题,既不是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劳动力工业化,也不是劳动力城镇化落后于消费者城镇化,而是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对从劳动力城镇化向消费者城镇化转变的制约和阻碍。伴随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消费升级和经济减速阶段的到来,城镇化也将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提倡的新型城镇化,其实质是从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加快推进消费者城镇化。为此,要着力解决户籍、公共服务全覆盖和低成本住房三个关键问题,统筹推进举家转移、稳定就业和农村先富人口三个城镇化进程。     

湖北省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与动态耦合分析

基于城乡人口、土地与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构建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测度指标,综合运用三角模型和动态耦合度模型,分析2009—2016年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识别三者城镇化动态耦合关系和演进规律,结果表明:①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分异特征显著,城镇化属于典型的产业带动型,形成以武汉为主中心,以宜昌、襄阳为副中心的产业城镇化发展格局,城镇化水平高的县域在空间上具有集聚特征,其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升周边县域城镇化水平;②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静态耦合度呈上升式演进趋势,县域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优劣差距明显缩小,县域间城镇化发展逐渐呈现均衡化态势;③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动态耦合度明显低于静态耦合度,由于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上升空间的有限性和社会经济转型压力,经济发达县域更易表现出人口、土地与产业动态变化的不一致性。     

西部欠发达区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演化进程对比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基于城镇人口和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构建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评价体系和协调性模型,划定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协调度分级标准,对2000—2014年青海省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演化进程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发现:青海省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水平整体都在提升,但与西部地区和中国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平均水平仍存在差异;青海省各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水平以及两者间的协调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使得区域间差异性越来越小,但其整体分布格局仍存在空间分异现象;青海省各市城镇化主导类型主要由产业城镇化超前型转变为人口城镇化超前型。     

城镇化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民市民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般可从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两个层面来评价。基本生存条件评价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就业是市民化之本。二是城镇安居是市民化之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评价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二是平等享受社会保障制度。以人口转移为城镇化10阶段,进入新时代为城镇化20阶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城镇化会在20阶段基础上进入30阶段,即没有进城的农民就地在城镇实现市民化。前一轮城镇化农民创造了在小城镇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30阶段则是城镇在城乡融合中创造市民化新模式。城镇要完成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任,就要具有城市功能,有能力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并市民化。城镇的城市化水平则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评价指标。城镇城市化面临市民化能力建设问题,既涉及进入城镇的农民的市民化能力提升,又涉及城镇的市民化能力。新时代的市民化是政府为主导的,不能单纯靠农民自己,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和规划,主要表现在公共财政的支持和引导上。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以中原经济区为例

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结构、发展能力、生活水平、土地利用投入、土地利用产出等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测度指标体系,以耦合协调模型为研究方法,对中原经济区2003—2013年人口与土地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原经济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不协调趋势。除周口市人口城镇化指数(0.113)与土地城镇化指数(0.094)差距较小外,其余城市均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其中郑州市、信阳市、宿州市、泰安市二者的指数值差距较大;(2)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发展与耦合度由轻度不协调类土地滞后型向勉强调和协调类土地滞后型阶段转变;(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对比类型始终表现为土地滞后型。     

县域经济视域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广西为例

县域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而城镇化的推进又可以促进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广西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水平较低、规模偏小、特色不明显、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政策缺位等问题,没有充分发挥出与县域经济的协调、互动作用,应通过因地制宜、经营城镇、发展县域经济和转换政府职能等措施,促进广西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格局与问题区域识别

基于2000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近期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格局特征、人口发展综合指数,并通过构建人口发展问题区域识别方法划分问题区域。结果表明:(1)京津冀人口空间分布疏密差异大,人口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快但县域城镇化水平偏低,区域老年人口比重年均增长0.6个百分点,人口受教育水平地区差异大;(2)人口发展综合指数介于0.0816~0.7670,分别有50%和25%的区县综合指数介于0.2~0.3和0.3~0.4;(3)京津冀地区可划分为8类人口发展问题区域,即综合发展滞后区(11.76%)、人口密度偏低区(3.92%)、城镇化水平偏低区(2.94%)、人口老龄化突出区(13.24%)、受教育水平偏低区(21.08%)、人口密度偏低复合问题区(9.80%)、城镇化水平偏低复合问题区(15.69%)、无突出人口问题区(21.57%)。研究认为,京津冀地区未来应以产业布局与发展为引导构建合理的人口格局,完善区域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人口有序有效疏解,重视并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次级中心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