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人口变化与土地利用净碳通量关系研究——中美两国45年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美两国45年历史数据为例,借助计量经济分析和Tapio脱钩模型探讨经济增长、人口变化与土地利用净碳通量的关系。结果表明:研究期内,(1)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净碳通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人口变化与土地利用净碳通量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土地利用净碳通量具有稳定的正向促进作用,美国的经济增长对土地利用净碳通量作用较小;(3)从脱钩状态看,1961—2005年,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净碳通量均基本呈现强脱钩的理想状态,表明两国的经济总量持续增长,而土地利用净碳通量持续下降。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对土地利用直接碳排放产生影响,影响程度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即使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直接碳排放的脱钩发展,碳排放大国仍应担负起全球碳减排的重任,努力保持碳排放总量不增加,共同维护地球生态文明建设。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协动性分析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其国内的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HP滤波法并使用1978—2009年度数据以及2008—2010年季度数据对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研究后发现,中美经济周期协动程度随周期变动且呈现出明显的增强趋势,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高于美国且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为此,应加强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预测与中国货币政策制定、施行时机的把握,从而做到提前反周期操作。     

美国对中国经济安全影响的动态监测分析

本文从产业安全、资源安全与外贸安全3个领域选取了8个重点指标,并通过指标依国别分解法对2006—2010年间美国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动态监测分析,结果发现:(1)中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有色矿业外贸依存度以及进出口集中度上均为高度安全状态,但需警惕美国在重点领域的资本控制、部分有色金属对美的过度依赖以及中国对美国贸易出口的一边倒情形;(2)国外发明专利授权量、综合外贸依存度与贸易反倾销摩擦中,中国均处于危机到重度不安全状态,应警惕美国对华的高新技术封锁控制、中美贸易摩擦纠纷案件;(3)中国石油进口依赖度处于危机状态,警惕美方在石油产地干涉控制与国际价格波动对我国带来的间接损失风险;(4)2006—2008年美国对中国经济不安全影响程度呈下降态势,但2009—2010年并没有减轻,所占比重有相对上升态势。     

技术变迁视角下企业技术生态位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以2013—2017年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企业专利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泊松回归模型检验了企业技术生态位特征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将系统中心生态位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其对于企业技术生态位与创新能力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技术生态位的宽度及重叠度均与其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系统中心生态位进入正向调节企业技术生态位宽度与创新能力的关系,负向调节企业技术生态位重叠度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系统中心生态位深度负向调节企业技术生态位宽度与创新能力的关系,而对技术生态位重叠度与创新能力的关系无显著影响。     

黑龙江省尚志市农业可持续性评价

本文采取发展位、发展势、协调度等指标,对黑龙江省尚志市的农业可持续性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尚志市的经济综合发展位近五年来虽有所波动,但总体来说得到了改善,经济综合发展势和社会综合发展势在近五年波动比较大;经济协调度由2000年的0.025上升到2004年的0.286,资源协调度由2000年的0.01上升到2004年的0.68,综合发展度(经济)由2000年的0.009上升为2004年的0.021,社会发展度由2000年的0.005上升为2004年的0.011,资源环境发展度由2000年的0.189上升为2004年的0.424.     

张掖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与保障,两者存在双向互动关系。通过构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四方面耦合机制,建立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度模型对张掖市2008—2016年的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张掖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态势;(2)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经历了2008年的严重失调到2015年以来的高度协调。     

中美农业贸易的互补性研究

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CD)、出口相似度指数(SI)和贸易互补性指数(TCI)等模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美国FAS-Online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数据,对中美两国16种主要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1)中美两国农业贸易依存度逐步提高,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高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2)中美两国农业贸易具有良好的互补性,中国入世后两国农业贸易互补性增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互利双赢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能源消耗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中美15个制造行业的对比

以中美两国15个制造行业为研究对象,使用GVC地位、参与度指数测算了各行业参与GVC分工情况,使用能耗强度测算了能耗情况,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指数对比分析了中美制造业在GVC地位、参与度和能耗强度协调性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地位和参与度上的提升速度快于美国,但大部分制造业的GVC分工地位仍偏低;2002—2014年,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业能耗强度上升,绝大多数美国制造业能耗强度下降,但在越靠近的年份,中国有更多的制造行业能耗强度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及美国,但近年来耦合协调度的提升速度略优于美国。最后从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主导区域价值链和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三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北部湾城市群滨海城市旅游生态位综合测评及动态变迁

基于旅游生态位理论模型及测评指标体系,以2007—2017年北部湾城市群7个滨海城市统计数据为数据源,综合测评了2007—2012年、2012—2017年两个时间阶段北部湾城市群滨海城市旅游竞争生态位宽度与重叠度,并利用ArcGIS软件刻画了二阶段北部湾城市群滨海城市旅游生态位宽度空间格局图谱与重叠度网络图谱,以此科学分析区域滨海城市旅游竞争生态位的历时阶段性动态变迁特征。最后,从区域滨海城市旅游生态位的整体优化、扩充、分离三大方面提出了北部湾城市群滨海城市旅游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美两国在智利市场的贸易竞争关系分析

中国与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两大经济体,同智利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贸易结构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和竞争性。本文对中美两国在智利市场的总体竞争关系、竞争强度和竞争力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中美两国众多产品在智利市场存在较大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化工产品和机电产品的竞争程度在逐渐增强,为提高中国产品在智利市场的竞争力,应积极利用中—智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中国对智利的投资。此外,利用智利资源优势在当地建立境外经济合作贸易区,无疑也是一种双赢选择。     

中美两国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格局比较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趋复杂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认同度日益提高,大国间的地缘经济博弈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和手段。南美洲虽然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外围地带",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区位和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拓展方向的战略定位,使其成为中美两国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地区。文章从投资与贸易两个维度来刻画地缘经济联系的强弱,探讨2000—2015年中美两国在南美洲地缘经济博弈的时空演变和格局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包括:(1)中国与美国对南美洲的经济依赖明显低于南美洲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双边均呈现出不均衡的相互依赖。(2)从时空演进上看,相对于美国,中国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增强呈现出由南向北扩展的趋势,这主要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使得南美洲内部呈现南北差异。(3)中美两国在南美洲地缘经济博弈中,在贸易与投资领域呈现出不同特征,中国侧重于通过投资的方式与美国进行博弈,并从2010年开始在投资方面比美国更具优势,而美国则更加注重保持在南美洲已有的贸易地位。     

专利视角下的中美航空发动机技术比较研究

本文对德温特数据库中收录的航空发动机领域专利数据进行分析,从时间布局、空间布局、内容布局和创新主体4个方面全面对比了中美两国在该领域的全球专利布局和竞争态势。研究发现:(1)从时间布局看,中美的技术生命周期都可划分为3个阶段,早期均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专利申请量缓慢增长阶段,现均处于蓬勃发展阶段;(2)从空间布局看,中美两国都优先关注国内市场的专利布局,在此基础上兼顾国际市场的专利布局,其中,加拿大、日本、法国、英国是中美两国共同关注的国际市场;(3)从内容布局看,中美两国排名前10位的IPC小类都集中在F02K、F01D和F02C,排名前10位的德温特手工代码多集中在Q52-A类,包括Q52-A03、Q52-A02和Q52-A01C;(4)从创新主体看,中国国内的航空发动机市场竞争激烈,主体市场被海外竞争机构占据,尤其是美国近几年积极在中国市场进行专利布局,而美国航空发动机领域国内市场仍被美国本土创新机构牢牢把握。     

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美贸易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在总体发展的同时,不断上演变奏插曲=除了反倾销等惯用的贸易救济措施和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策略,美国开始采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和手段,以对中国造成更大的压力,实现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的。由于中国对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影响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因素。根据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影响一国出口的因素有：进口国GDP规模、出口商品价格、进出口国之间的汇率。结合到中美两国的实际情况,影响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因素还有：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美国内部平均失业率、通过建立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计量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影响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因素有：美国GDP规模、中国零售价格指数、中国劳动力平均工资指数、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并试图据此结论找到发展中美贸易的对策。     

城市文化产业生态位测度及空间网络效应

从资源、市场和政策的视角出发,构建城市文化产业生态位的评价指标,以山东省为研究区,分析2011—2015年全省17地市文化产业生态位时空结构的分异规律,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探索城市间文化产业的竞争关系。结果表明:(1)从空间格局来看,山东省17地市文化产业的生态位宽度表现出极化效应,形成以济南和青岛为中心的两级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源和市场优势高于内陆地区,资源与政策不完全匹配;(2)从时间演化特征来看,城市资源和市场环境生态位的分异指数在不断降低,表明城市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在缩小,主要资源的竞争程度在增加;(3)从城市间文化产业相互竞争构成的网络关系来看,城市资源的竞争较为激烈,呈现规则网络特征,市场环境竞争较为温和,呈现随机网络特征。由于不同竞争性要素构成的城市群关系网络形态差异较大,因而差异化的资源定位、多层次的市场需求挖潜、积极高效的政策干预对区域文化产业协同与网络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中俄能源合作形式与前景

1．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对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多年的持续发展，使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石油进口一直保持在约7000万吨左右。目前中国占世界石油需求增长总量的40％，约每天60万桶。2004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1％。据专家估计，我国石油供需缺口2010年为1．2亿吨左右，2020年为2．1亿吨左右，我国对国外石油的依存度将由目前的30％上升到2010年的40％和2020年的50％。     

中美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的研究——基于贸易污染条件的分析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面临着快速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两难命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发展需求也不容妥协。本文以中美贸易为研究对象,利用投入产出法,在考虑两国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差异的基础上,计算了2000—2009年两国的贸易污染指数,旨在为中国在气候谈判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提供理论依据,利于中国在气候谈判中获得公平的减排目标,以及中国进一步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低下成因探索

利用索洛残差法测算了中国和福建1996—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发现福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很多年份里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至今福建的全要素生产率更是稳步下降。福建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成因主要有:(1)科技投入总量和相对量长期偏低导致技术进步缓慢;(2)R&D投入的转化率只有6.4%,致使生产效率难以改善;(3)企业规模偏小无法获得规模效应,使劳动生产率低下。福建急需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打造多层次多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     

中美贸易及美在华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1983-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83-2010年间中国GDP、中美货物贸易以及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等数据为基础,回顾了28年间中美经贸的概况,通过对数据进行可比性处理、平稳性分析、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了中美贸易、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以及中美经贸是典型的互惠互利等结论,最后提出平衡两国贸易和投资的措施建议。     

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一种权力转移视角的分析

针对目前学界或官方存在的中国梦的实现与美国梦的逝去的提法,采用数据与图表并用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的实力进行了对比分析。从中发现,中国的逐渐崛起与美国的渐趋衰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已经实现了权力的彻底转移。中国与美国在亚太甚至是世界的博弈,只是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开始。中美之间权力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是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成功破解,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测度与分析——基于经济失衡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经济分析逻辑与相关指标内涵为依据,构建起衡量一国经济失衡度的指标体系,并对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失衡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总体状况近年来趋向恶化,内外失衡总指数从2001年的0.3856提高到2010年的0.5509,其中外部失衡指数从2001年的0.2916提高到2010年的0.4879,内部失衡指数从2001年的0.4796提高到2010年的0.6138。中国需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以扩大内需,为解决内外失衡问题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