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枢纽港优化选择

由中国发起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为沿线区域港口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通过复杂网络理论对海上丝绸之路航运网络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的港航网络结构存在区域化、整体性较脆弱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文章基于运输成本最小化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间贸易流量、货种结构、区域企业联系及安全地缘环境等因素,利用O'Kelly的枢纽区位优化方法,对沿线区域的枢纽港口进行了优化选择,分别为:中国的广州港、深圳港,东南亚的新加坡,南亚的科伦坡、瓜达尔港,西亚北非的吉达港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塞得港,构成沿线区域港口联动发展的"骨架"。并提出通过优化航线网络、明确港口功能定位、整合港口资源、加快境外港口投资等措施,促进航运网络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畅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贸易通道。     

基于航空客运流的中国城市空间格局与空间联系

基于中国180个地级市的航空客运数据,运用大数据方法、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初步揭示了全国城市网络的空间形态、整体联系和局部联系特征。研究表明:(1)从空间形态看,全国城市网络基本形成以"菱形结构"为核心的全国城市网络结构和以"倒三角结构"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城市网络结构,并呈现出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轴辐式网络结构;(2)从整体联系看,全国航空客运联系按距离远近呈右偏态分布,但总体符合距离衰减特征,并呈现以"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为核心的多中心分布结构,"一带一路"城市网络航空联系则主要集中在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东部区域;(3)从局部联系看,我国城市群呈现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核心的"一超多强"的结构,城市群尺度航空节点城市呈"扇形"核心—边缘结构,且城市群航空网络结构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全国尺度航空节点城市则呈"20∶34∶46"的核心—边缘结构。     

长三角绿色技术转移空间关联网络演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绿色技术转移是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并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收集2012—2019年长三角41个城市绿色专利转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长三角绿色技术转移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演化及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绿色技术转移空间关联网络日益稠密,呈现出多线程网络结构,网络结构愈发稳定,等级森严度降低,但两极分化特征明显;(2)长三角绿色技术转移空间异质性显著,网络形成双向溢出、经纪人、净溢入、净溢出四类板块,呈现出多中心、多层次阶梯式发展格局;(3)城市经济、金融水平、地理区位、环境规制四方面的联系对长三角绿色技术转移空间关联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科研教育支持力度、产业结构有待提升。在此基础上,从把握整体关联网络结构、拓展绿色技术转移渠道、明晰城市网络角色地位、实施差异化政策调控、促进城际要素流动共享、赋能绿色技术扩散应用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中国汽车总部与零部件企业供应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供应网络是产业要素空间流动的重要载体，其空间组织与演化反映相关产业的空间集群特征，文章对2009、2014和2019年中国汽车总部与零部件企业供应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汽车零部件企业集中分布在中国东部地区，基于汽车零部件供应关系的城市网络密度逐年增大，关联强度逐渐增强；网络节点度平均值变大，且节点度拟合曲线斜率增大，网络等级显著性随之增强；网络平均最短路径持续变小，通达性不断提高；网络集聚性在2009—2014年显著提高，2014—2019年部分地区略有下降。(2)汽车零部件供应网络中上海市网络权力最为突出，其他城市的网络权力呈上升趋势，高权力和中权力等级城市增加，低权力等级城市减少，华中和珠三角地区的网络权力相对薄弱。供应网络呈现出高中心性—高权力、低中心性—低权力的一维现象特征，且网络地位明显升级，其中领导核心城市和中心集约城市数量明显增多。(3)汽车零部件供应网络空间结构的演化同时受到5类因素的影响，其中空间因素塑造网络关系的演化格局、市场因素影响关联格局的产生和发育、集聚经济促进网络集聚性和权力地位的升级、制度因素引导网络关系的集聚与分散、历史因素构成...     

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企业跨城组织关系视角,利用2019—2021年认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跨城布址数据,借助“总部—分支”关系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从网络结构、网络层级、网络中心性3个方面剖析全国和城市群尺度下的城市创新网络格局,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城市创新网络地位驱动因素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整体呈现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顶点的菱形空间结构,网络联系以择优连接和邻近连接为主;(2)城市群内部网络结构异质性突出,分别呈现出单核心、双核和多核心3种网络结构;(3)网络呈现东强西弱的“金字塔状”网络层级特征;(4)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占据极强的控制力和吸引力,但不同城市的创新辐射能力和集聚能力存在显著差异;(5)不同要素的作用效果在创新网络地位不同的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和中高等级创新网络地位的城市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是城市创新网络生长发育的关键。创新水平、政策环境和城市行政等级对创新网络地位低的城市增长效应更明显,市场开放度对中等级创新城市的增值效应更强,金融发展水平对高等级创新城市的拉动作用显著。     

流域“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研究——以金沙江为例

以流域为视角,构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01—2016年金沙江流域"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演变趋势,并结合GIS和泰尔指数分析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从时序角度看,金沙江流域"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协调类型实现濒临失调衰退至良好协调的逐步升级;(2)从空间差异看,金沙江流域耦合协调状态区域差异明显且组内非均衡性显著,耦合协调类型呈现三角格局、半包格局、中心—外围格局、西北—东南格局的依次演化进程。建议金沙江流域走全域绿色发展之路,高效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工具,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沿线国家间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密度和关联性均较高,具有极佳的连通性,贸易潜力巨大。(2)在贸易网络中,中国处于网络中心地位,中东欧、西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处于重要网络节点位置,中亚、南亚、西亚部分国家处于贸易网络边缘位置。(3)整个贸易网络分为4个板块,各板块主要表现为内向贸易、外向贸易和双向贸易,不存在经纪人板块,体现出贸易网络极佳的互惠性。(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新能源汽车贸易关系建立有显著正向作用;锂电池贸易差异、是否为接壤国对新能源汽车贸易关系建立和贸易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近的营商便利指数、物流绩效指数、关税水平、燃料贸易水平及地理距离有利于国家间建立新能源汽车贸易联系和提升贸易强度。     

全球班轮航运网络结构特征演变及驱动因素——基于联合国LSBCI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

基于2006—2019年联合国班轮运输双边连通性指数(LSBCI)矩阵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全球班轮航运网络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样本期内全球班轮航运网络密度与效率仍偏低,具有"小世界性"、自稳定性和循序渐进的结构特点;②网络由四大及其八小子群构成,在空间上呈现由均衡化小片区向非均衡化大片区转变的"小核心大边缘"特点;③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节点,其节点强度、中心性和异质性特征表现更好;④中国的节点强度、特征向量中心性和核心度逐渐位居全球首位,而节点差异性和中介中心性仍有待加强;⑤海运能力差异、双边贸易额、海运区位优势和经济规模差距将显著促进全球班轮航运网络演变,而双边互联网信息化差距和地理距离则产生显著抑制影响。最后,文章就中国国际海运发展和研究展望进行了讨论。     

中美集装箱航运网络格局演化与脆弱性评估

中美两国有着非常紧密的航运贸易联系,中美贸易战引发了人们对中美集装箱航运网络和航运贸易的再思考。基于中美集装箱航运贸易数据、中美航线O-D数据和全球18家船公司的航线数据,采用随机和蓄意攻击两种方式对航运网络进行攻击,通过网络平均度、聚类系数、孤立节点比例、平均路径长度等特征值变化来衡量中美集装箱航运网络脆弱性变化并结合中美贸易数据分析重要港口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17年,中美集装箱航运网络结构呈现出单中心—三中心—多中心的转变;蓄意攻击节点数为7个和22个时,网络开始崩溃和崩溃成诸多子网络;奥克兰港的失效对上海港的影响最大,纽约港和长滩港的失效造成深圳港的平均变化率较大;釜山港、新加坡港、东京港、巴生港和曼萨尼约港等中介港口对中美集装箱航运网络的正常运营至关重要。     

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特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贵州省为例

文章通过网络爬虫获取贵州省2010—2022年旅游流数据,构建旅游流网络及其结构韧性的综合评估及攻击指标体系,并借助复杂网络、指数随机图等方法,实证探讨了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旅游流网络联系的增强并未带来网络结构韧性的提升。韧性水平较高的地区多为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城市;(2)分维度来看,贵州省旅游流网络形成了较为典型的“核心—边缘”层级结构,网络的匹配性明显,传输性在不断提升,小团体集聚现象开始凸显;(3)旅游流网络结构在随机攻击下呈现出鲁棒性特征,而在蓄意攻击下脆弱性较为显著,且在蓄意攻击下网络承受能力随时间推移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旅游流核心网络不断拓展;(4)网络内生结构、个体属性以及外生网络变量共同影响着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其中,网络互惠性、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支持与接待能力对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规模对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的正向作用不断凸显,而网络边数与空间距离对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中国城市网络化空间联系与格局——基于高铁客运流的大数据分析

基于高铁客运流数据,综合运用GIS可视化、社会网络分析以及统计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格局、整体与局部联系以及节点属性进行了初步揭示。结果表明:(1)城市联系依托高铁轴带形成了"四纵四横"八条客流带以及多尺度城市网络,但受区位条件影响呈现出东中西地带性递减特征;(2)整体联系中,全国网络密度较低且具有一定核心边缘结构,连接性与集聚性指标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反映出不同的地域关联模式;(3)局部联系中,网络大致形成了以临近城市为主的八大子群且与城市群空间分布具有一定耦合性;(4)个体网络中,节点度大致服从幂律分布且除了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有较强相关性外,城市行政等级也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基于SNA的农业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分析——以寿光蔬菜产业集群、鄢陵花木产业集群为例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寿光蔬菜与鄢陵花木集群的创新网络结构及各网络间的关系联系,分析表明:1集群企业合作创新网络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寿光集群企业间联系较紧密,而鄢陵集群网络内核心节点集聚现象较多;2两集群官产学研创新网络具有相似特征,表现为网络整体联系偏弱,网络结构洞特征不显著,节点结构洞限制度较均衡;3区际创新网络具有相似特征,网络结构洞特征突出,节点结构洞限制度较大;4国际合作创新方面,寿光企业与国际同行创新交流的动机更显著,鄢陵集群网络结构洞特征较突出,核心节点对外部资源控制力强。进一步分析认为,企业合作创新网络为其他创新网络关系联系的基础,农业集群创新主要源于集群的弱关联带来的异质性资源,并通过强关联实现在集群内部的吸收与扩散。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结构及时空演化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支持下,文章将以往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分析的时间维度延展至1985—2020年,基于复杂网络视角,对人口迁移网络组织结构及时空演化特征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人口迁移规模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则为主要人口迁出地,且迁移网络呈现显著“小世界”特性;(2)随时间推移,迁移网络分散和空间不平衡程度逐步增强,东北地区面临更严峻的人口外出困境,迁移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先下降后升高;(3)迁移网络结构在1985—1995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北）,在1995—2015年呈三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在2015—2020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部）,北京、长三角地区和广东持续是人口迁入核心节点,川渝地区在2015—2020年成为人口迁入中心;(4)人口迁移网络格局演化是改革开放后经济调整、社会转型、政策利导的经济地理投影。     

长株潭网络城市内部关联的时空机制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功能互补与水平联系两种关联机制作为切入点,借助城市流理论以及GIS分析技术,对长株潭网络城市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空间方面,从功能互补机制看,长株潭三市整体总外向功能量为正值,内部因城市功能不同而相互辐射与承接;从水平联系机制看,节点城市间的水平联系表现出层次性、经济性、网络性特征,虽然经济空间略不均衡,但网络结构初步成型。2在时空演进方面,节点城市间功能互补镶嵌作用逐渐显著,区域网络化趋势明显。据此,长株潭具备网络城市构建的良好条件,并提出主要城市与一般城镇需协同发展,使各县市能够通过高效智能的城市网络进行有效联结。     

武汉城市圈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及其演化

运用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以2001、2007以及2012年为研究的时间截面,分析武汉城市圈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旅游经济联系呈现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分布格局,武汉在旅游经济网络中具有较强的垄断性;旅游经济网络整体联系密度较低,网络结构发育程度不成熟,且具有逐渐提升的趋势;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核心地区的地位突出,空间辐射效应逐步增强;旅游经济网络的核心节点已基本形成,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交通可达性对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影响较大。     

港口—腹地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分析——以大连港—辽宁经济腹地系统为例

在对国内外港口—腹地关系演变研究文献综述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大连港—辽宁经济腹地系统为例,测度1997—2006年港口—经济腹地系统关联效应,并分析在空间上的演变规律。结果表明:大连港—辽宁经济腹地系统关联度阶段性演变;大连港—辽宁经济腹地关联度格局趋向圈层结构;大连港与大连市关系进入停滞期;关联度变化受辽宁沿海港口群影响。机制为:港口的吸附功能;交通网络的"汇水"功能;腹地的海向推动功能以及市场及政策导向功能。     

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

深化省际民生领域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举措。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运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中国省际2005—2018年居民生计资本,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值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居民生计资本值高于西部地区;(2)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关联强度不断增大,其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日趋稠密化和复杂化,但仍存在一定的层级特征;(3)各省份个体网络中心性指标的分异性不断敛缩,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省市在居民生计资本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中心行动者”的地位,而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各项网络中心性指标均排名靠后;(4)空间邻近关系和产业高级化差异对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关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和人口密度差异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武汉城市圈城镇生活性关联特征

城市群是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其健康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即内部城镇间的紧密关联。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客运班次、快递网点、银行网点数据,识别了武汉城市圈内部城镇生活性关联网络特征,分析了网络的层级性、内部各节点中心性、对等性与内部组团模式。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内部城镇生活性关联网络的极化特征明显、内部组团松散,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中的交通网络、地理区位匹配性较好;关联网络的主导方向、节点权力同现实认知的差异反映了要素流动空间虚实复合的特征。研究认为,现阶段武汉城市圈建设应弥补西向沿线地域开发不足、构建东西发展轴线,尤其应加强天门—仙桃—潜江组团集聚发展。     

武汉城市圈路网通达性与经济联系时空演变及关联分析

交通可达性对区域城市经济联系与发展有重要影响。文章通过空间句法和引力模型,以1995、2005和2015年为时间断面,探讨分析了武汉城市圈不同尺度城市路网通达性与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格局,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性。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武汉城市圈道路网络整体连通性水平趋于完善,但存在空间极化,表现出以武汉市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式空间格局;(2)区域内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在市级尺度上,武汉市经济辐射功能以及相邻城市间经济联系特征明显,在县级尺度上,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经济联系更为密切;(3)2005年以后,全域范围内不同尺度城市的道路网络通达性格局与经济联系格局存在显著相关性,道路网络通达性提高对促进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提高城市在区域中经济联系中心性地位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区域经济联系的空间异质性。     

基于流动要素的沿海港—城网络体系空间重构

基于流动空间,借助GIS、Matlab和Gephi等技术手段,构建多元流动要素网络,分析港—城网络体系空间重构的特征与过程,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流动空间重塑了港—城体系的结构和方向,核心港口城市能级提高,港口城市间由单纯的竞争关系变为新型的竞合关系;社团结构组合变化促进多元流网络联系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枢纽港及其城市溢出效应进一步扩大。(2)多核心的扁平化结构取代原来的金字塔结构成为流动空间视角下港—城网络体系的典型特征,其中上海、深圳、广州和天津等综合性港口城市的辐射作用凸显。(3)港—城网络体系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突出表现为"内外统筹"影响下的枢纽港及其城市主导作用明显、"相辅相成"推动下的新兴港口城市快速成长及港口城市间实现自组织协调。物质流和虚拟流越来越成为港—城网络体系演化的决定性因素,且虚拟流的冲击程度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