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丘陵过渡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各种形式的人口居住场所,是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载体。以地跨陇东黄土丘陵区与西秦岭山地的天水市麦积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分析了麦积区乡村聚落的景观指数、规模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麦积区乡村聚落斑块面积相差悬殊,中小型聚落占主体;②分布呈现"北密南疏"格局,聚落分布的河流与道路指向性十分明显;③海拔和坡度对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海拔1 000—1500m和坡度5°—15°的范围是聚落的密集分布区,聚落随高程和坡度呈显著的正态分布;④乡村聚落的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乡村聚落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文社会因素是乡村聚落发展及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与特征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给城市空间带来了显著变化的同时,也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的演变受到用地、人口、产业、设施和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变化的影响;根据自身发展趋向与城乡空间演变特征的差异性,将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归纳为主动型、被动型和消极型,并对其发展演变特征分别进行分析总结.     

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7 586个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叠加分析法探测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总体空间分布上,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格局,经向性特征显著,具有显著的东多西少的格局特征;(2)区域空间分布上,在三大地区、八大分区和省际层面上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森林乡村占比达40.23%,大西南、长江中游等6个区域占比达到79.79%;(3)空间密度分布上,高密度区域分布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的北京和苏浙皖赣湘交接区域,华北、华中与华南为两个核心绵延区;(4)空间关联特征上,呈现中东部热,西北、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零散和带状分布向团状集聚转变的特征;(5)影响因素上,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受经济、社会、生态和自然地理多重因子影响,其中受生态因素的影响较大,河流、地形、气候对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较大。     

广西乡村聚落空间分异与类型划分

把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类型特征,可为聚落空间宏观优化布局提供方向和指导。文章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聚类分析等研究手段与技术方法,定量分析了广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划分了乡村聚落的类型。结果表明：(1)广西乡村聚落规模普遍偏小,其空间分布呈中南部“热”东北部“冷”的格局;(2)乡村聚落的密度分布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态势;(3)聚落规模和密度分布具有低海拔、缓坡、水热条件适宜的空间指向性,并伴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不同等级社会经济要素下聚落规模与密度差异显著;(4)乡村聚落总体呈现东南半壁形状复杂、破碎化程度高,西北半壁形状相对规整、破碎化程度低的特点,桂东、桂北样带复杂多样,桂中样带相对简单;(5)基于指标体系构建,将广西乡村聚落划分为6个一级区、17个二级区,并归纳了各类型区的地域特征,以期为区域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和优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伴随中国人地关系的巨大变化,乡村聚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正在面临剧烈分化与重组。近年来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空间尺度,利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机制与优化开展了诸多探讨。文章在综述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研究进展基础上,归纳了由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聚落空间演变驱动机制,梳理了聚落空间优化路径和模式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文章指出,未来乡村聚落空间研究应重点关注对小尺度空间演变过程的实证分析,加强行为主体和地方文化对聚落空间演变影响的研究,强化不同重构模式的凝炼和效应评估,并关注相关政策制度完善对聚落空间演变与优化的影响。     

山西省乡村空间重构初探

随着山西省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开展,乡村空间布局不够合理、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和村庄建设滞后的问题逐渐暴露并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在分析山西乡村布局建设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先进省市农村布局和建设经验,提出了一些针对山西省特有省情民情的山西乡村空间重构的初步构想。     

基于GIS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秦安县为研究对象,以DEM和1998、2008年秦安县遥感数据为数据源,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1998—2008年秦安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秦安县人口和聚落密度较高,乡村聚落在空间分布上极为分散,空间扩展特征显著;②秦安县不同高程与坡度上分布的聚落斑块,其数量与面积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聚落斑块随高程和坡度均呈正态分布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③聚落沿道路与河流集聚分布的趋向十分明显,随着距河流距离的增加,聚落斑块数量迅速减少;④地形等自然条件决定了秦安县乡村聚落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交通条件、政策制度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对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山东省国家级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山东省307个乡村旅游示范单元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空间插值等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乡村旅游示范单元的空间分布类型、均衡程度、分布密度等进行定量表征,并总结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山东省乡村旅游示范单元整体呈现正空间自相关,呈现空间集聚性特征;2密度分布表现为鲁东半岛,鲁中山区,鲁西、鲁北平原三大空间分布热点区域;3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地形、水文等自然因素和客源因素、政策驱动、交通区位及高级别景区的辐射效应等人文因素。基于此,结合山东省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提出四点建议:深入挖掘乡村旅游资源,完善旅游供给侧;构建产业化发展模式,丰富营销策略,依托产业链带动客源市场;强化乡村旅游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可进入性与舒适度;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实现乡村旅游扶贫与开发精准化。     

武汉市城市蔓延的空间特征与管治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城市蔓延问题对科学认识与引导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利用RS和GIS技术,从蔓延指数、紧凑度、蛙跳指数、分形维度、SBC指数、几何重心、雷达图等方面分析1990—2010年间武汉市建成区时空演变特征,同时借助于人口密度梯度和船头波方法分析武汉市城市建成区与人口蔓延的空间协调性。研究发现:武汉市存在严重的城市蔓延,在蔓延形态上表现为土地利用破碎度整体较高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蔓延方向上以西南方为主。与此同时武汉市人口增长仍然集中在主城区而非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增长与建成区增长在空间上互相分离。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管治措施。     

半干旱贫困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易地扶贫搬迁重构效应——以吉林省通榆县为例

为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国家战略需求,探究前人关注较少的脆弱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殊规律和乡村聚落重构模式的适应性,文章通过地名分析、聚落斑块分析和实地访谈调查,对半干旱贫困地区通榆县的乡村聚落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通榆县乡村聚落于清末东北开禁放垦后兴起,民国和改革开放前聚落数量快速增长;近30年乡村聚落规模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乡村聚落内部空间更新极其缓慢,之后国家政策和政府外力干预成为其空间优化的主动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重构了部分乡村聚落,产生了多方面的正面效应。但是,该地区仍面临人口继续流失、人口逐渐老龄化、聚落空心化覆盖面广且程度深等困境,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阶段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广州市农村聚落分类及其空间特征

以广州为例,研究大都市区域农村聚落类型、空间布局特征及形成机制,为政府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首先采用2013年广州市农村聚落现状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将广州市行政范围内1 109个行政村划分为8类农村聚落类别,即生态型、农耕型、农—工混合型、工业发展型、工业主导型、人口规模凸显型、外来人口集聚型、商服型,分析了各类农村聚落的特征。其次,通过GIS分析工具将聚类结果与空间数据相关联,探究广州农村聚落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1)市域层面上广州市农村聚落空间结构呈现典型的圈层特点,以主城区为核心,由外向内农村聚落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各区层面以各自的行政中心为内核呈现圈层结构,农村聚落发育水平由外圈层向内圈层不断发展,发展程度受城市副中心发展状况的影响;(3)城市重大基础设施极大地提升其周边农村聚落的发展水平。最后,从乡村工业化、城市扩张、流动人口集聚、自然条件以及城市规划和管理因素等方面对广州市农村聚落空间结构形成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资源型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动态

山西省孝义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在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聚落人口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发生着较为快速的变化。以该市为实证,基于"五普"、"六普"村级人口统计数据,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对此做了分析。研究表明:1本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以中小等级聚落偏多,规模分异程度较大,且在不断提高;2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与老年人口系数、文盲人口比重、外来人口比重之间呈低度相关关系;3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下降趋势明显而聚落斑块、用地面积并未显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4乡村聚落人口变动表现出较强的地形、交通和中心城区指向,中部资源型边际区聚落人口下降,东部平川区乡村聚落人口增长特征尤为明显,形成全市乡村人口变动最大的区域。     

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变解析及优化策略

从市域与镇域两个尺度上,借助分形维数对1986—2016年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变进行剖析;基于空间差异特征,提出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聚集维数逐年增大,但空间关联维数呈现减少趋势;乡村聚落用地空间关联度逐渐提升,空间结构呈多中心聚集态分布且不断优化。在镇域尺度上,基于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分形特征的差异解析,将研究区乡村聚落用地划分为优势发展区、空间结构优化区、交通网络优化区、空间结构与交通网络优化区以及限制发展区,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研究认为,在未来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厦门市应充分考虑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及分区特征,确保乡村聚落空间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的优化及生活环境质量的提升,为编制乡村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居住场势”理论的乡村聚落景观空间重构——以厦门市灌口镇为例

以“居住场势”理论为指导,采用“居住场势”度量法和三维空间分类法,建构一种功能导向的乡村聚落景观空间重构模式识别方法,并以厦门市灌口镇为典型案例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研究区乡村聚落“居住场势”分量地域特征差异明显,近郊型村落生产分量和生活分量明显高于远郊型村落,中心村落生活分量和生产分量分布特征基本一致;灌口镇乡村聚落景观划分为4种空间重构模式区,分别为Ⅰ类生态涵养式重构模式、Ⅱ类乡村社区化重构模式、Ⅲ类乡村产业化重构模式和Ⅳ类生态约束发展型重构模式,且不同的重构阶段,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差异显著。研究认为,以“居住场势”理论为指导进行乡村聚落景观空间重构模式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乡村聚落景观的功能导向与资源禀赋,可为乡村景观规划编制提供技术支撑和方法指导。     

我国民工流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我国出现了"民工潮"这一特殊现象。民工的流出流入地及流动范围也具有较强的地域空间分布特征,即多从中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研究了我国民工流的场效应。我国存在五个主要的吸引场,分析了民工流吸引场的特点,剖析了不同区域民工流流动空间差异。通过引力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我国民工流流动符合Harris-Todaro期望收入假设,Schulzt人口流动推拉对称假设和距离衰减假设。由于区位的差异,不同流入地、流出地的民工流影响因素略有不同。     

世界工业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对已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工业遗产进行类型甄别,确认了72项世界工业遗产。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结构分析和时空二维分析方法,揭示出世界工业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世界工业遗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且一极集中态势明显的特征;分布区域呈组团状分布,借助网格索引法显示主要分布于四大版块,包括除东欧的欧洲大部、亚洲的东北亚和南亚、南美洲的巴西及周边和北美洲的墨西哥。欧洲和亚洲的世界工业遗产在不同时期的登录数量波动大,其中近年来亚洲地区的世界工业遗产登录项数呈大幅递增态势。最后通过世界工业遗产空间分布动态的研究,总结出世界工业遗产的空间分布受近代工业革命、工业遗产保护理念和国家话语权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影响。     

浙江省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借助熵值法构建乡村性指数,并测算浙江2003、2012年浙江省各县乡村性,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县域乡村性水平的空间分异,并以市场力、行政力、内源力和外动力四维探究了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浙江乡村性指数格局较为稳定,但差异较大,由东北杭嘉湖、宁绍平原地区向浙西南地区逐渐升高。2浙江全省乡村性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呈现高乡村性水平地区的集聚,且2003—2012年全局空间集聚态势增强。浙江乡村性的空间集聚态势日趋稳定,形成以环杭州湾的乡村性冷点区,区域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高;以云和县为核心的浙西南乡村性热点区,为全省城镇化"低地"。3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特色的海洋产业发展、政府投资与行政区划的调整、农业机械化和对外贸易等是驱动浙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长江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文章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探析长江经济带1 29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国家级非遗在各省、市上有明显差异,整体具有空间聚集的分布态势,呈现"三核两带"的"人"字形分布结构。从类型来看,曲艺、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类集聚特征最明显;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和民俗类有较强集聚性;传统医药类集聚性较弱,趋于随机分布;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在区域内集聚程度最弱。长三角地区是所有类型非遗的高密度核心区,黔东南地区和鄂湘黔渝交界也有大量非遗集中。社会经济环境中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文化和人口对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力较大,而自然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和水系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但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两维度因素的交互作用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力更为显著。最后,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提出优化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布局及保护开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