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的性别效应与企业绩效

本文检验了董事会领导权性别结构究竟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以及这种关系如何依赖于性别地位差异而发生变化.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14—2018年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在董事长和CEO两职分离的情形下,相对于董事会领导权同性结构,董事会领导权异性结构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董事会领导权异性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会受到性别地位的影响,具体来说,董事会领导权异性结构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在"男上女下"的性别结构形式中更显著.进一步考虑企业的产权性质进行检验发现,"男上女下"性别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积极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双重治理效应——子群体嵌入的动态视角

董事会断裂带以非正式子群体形式嵌入公司正式制度运作过程中,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和政策执行。本文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能力断裂带能促进企业战略变革,而董事会身份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不利。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董事经验深度和宽度通过强化组织实施战略变革的能力和资源基础,促进了董事会能力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影响,减弱了身份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负向影响;第二,董事会流动率能有效防止董事会内部能力子群体的利益结盟和身份子群体的冲突升级,促进董事会能力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积极影响,削弱董事会身份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消极影响;第三,外部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促使子群体立场的扭转,由内部分歧转向一致对外,身份隔阂缓解,任务交互加强,促进了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效应,抑制了董事会身份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负向效应;最后,相比较地方国有企业,央企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不存在显著影响。     

公司领导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公司领导权结构是反映董事会与经理层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在现有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领导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经验分析表明:公司领导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或负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公司绩效的标准差显著大于两职分离公司绩效的标准差。     

组织学习模式与战略变革的关系研究——如何让学习促进变革

将组织学习与战略变革联系起来研究成为战略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而备受关注。本文研究了组织学习模式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关系问题。在相关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组织学习模式对战略变革影响关系的概念模型,提出了相关假设,并基于216个企业样本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探索式学习对战略变革具有正向影响效应,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平衡互动对战略观念变革具有正向影响效应,而利用式学习对战略变革没有直接影响效应。     

公司董事会治理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我国上市公司四年的数据,对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间关系进行考察。研究采用6个变量来描述董事会治理结构特征,用EVA作为公司绩效指标。实证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与绩效间呈显负相关关系,董事会持股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而独立董事比例、开会次数、董事会领导结构以及第一大股东任命股东比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不显著。整体研究结果显示,董事会治理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分析认为,当前我国董事会治理没能发挥有效作用,其原因和董事会在独立性、领导权以及决策权等方面存在问题有关。     

董事会网络位置、市场化进程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从结构性嵌入角度研究董事会网络位置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并检验市场化进程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董事会网络中心度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对开发式创新的影响呈正U型；②市场化进程能够增强董事会网络中心度对探索式创新的倒U型影响以及对开发式创新的正U型影响；③将企业战略类型纳入研究框架，发现董事会网络中心度对探索式创新的倒U型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在防御型企业与进攻型企业中均显著，而董事会网络中心度对开发式创新的正U型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进攻型企业中。     

总经理可以自下而上监督董事长吗？——国有企业领导权结构与战略变革

由于行政任免体制,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权力显著高于其他董事和高管,二者之间的领导权结构是高管团队中最重要的权力关系。本文结合代理理论、高阶理论和权力循环理论,考察了国有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领导权结构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基于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根据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所有权和薪酬、职位、职业经历和专业技能、社会和政治声望及荣誉等个人特征构建了度量二者权力的基础指标,构建了总经理与董事长之间的相对权力变量。研究发现：（1）历史绩效调节了总经理—董事长相对权力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当绩效较差时,总经理—董事长相对权力与战略变革规模正相关;当绩效较好时,总经理—董事长相对权力与战略变革规模负相关。（2）高管团队变更是总经理—董事长相对权力影响战略变革的一个渠道。（3）异质性分析表明,历史绩效的调节作用主要发生在环境不确定性较低和环境丰裕度较高的情境下。本文丰富了国有企业领导权结构方面的研究,对国有企业领导人选聘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董事会无法对董事长进行有效监督的情形下,高管团队权力排名第二的总经理可以自下而上监督董事长;上级部门应选聘拥有足够职业经历、专业技能、声望的总经理来制衡董事长。     

领导风格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创新行为为中介变量

笔者基于314家中国企业的样本数据,对领导风格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着重考察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领导风格和创新行为对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交易型领导风格对利用式创新有正向影响,对探索式创新有负向影响;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利用式创新有负向影响,对探索式创新有正向影响;探索式创新在变革型领导风格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交易型领导风格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利用式创新在交易型领导风格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变革型领导风格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治理结构如何影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从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激励三方面研究了治理结构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较高、监事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高管报酬总额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并购;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合资.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更倾向于并购或合资;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绿地投资或合资;而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文章对于如何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战略导向、领导风格对协同创新绩效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战略导向的调节作用,探讨了领导风格对组织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通过对126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领导风格对协同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战略导向对协同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对组织协同创新绩效影响显著,战略导向对变革型领导与协同创新绩效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对交易型领导与协同创新绩效的正向调节效应不显著。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机会响应与企业创新效率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企业治理能力与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采用“结构—响应—效率”研究范式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机会响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机会响应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结论有助于打开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的“黑箱”,深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机制研究,为优化董事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实践启示。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研究——以创意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

本文研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凸显了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变革型领导是如何激发员工创造力的.文章介绍了变革型领导的概念和结构、创意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和理论、创造力的时代意义,重点阐述了变革型领导各个维度与创意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以及创意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的影响,得出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创意自我效能感在这一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变革型领导作用机制的黑箱,为以后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纸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为研究目的,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纸业上市公司中两者之间的影响程度。以2007-2010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董事会的规模、独立性、领导结构以及会议频率等方面系统分析了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领导结构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频率对公司绩效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     

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理论与实证

本文在代理理论的框架内考察了公司治理之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并基于2004-2008年501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独立董事占比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占比较高的企业其技术创新投入要显著高于独立董事占比较低的企业;3)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制度安排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两职分离的企业其技术创新投入要显著高于两职合一的企业;4)董事会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积极影响,董事会股权激励水平越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越多,但这种发现仅具有较低的统计显著性。     

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与企业双元绿色创新：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而从CEO领导行为视角探讨企业绿色创新形成机理的研究并不多见。论文整合高阶理论和双元理论,剖析了CEO绿色变革型领导对企业双元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对154家制造业企业的CEO和高层管理者的两阶段匹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CEO绿色变革型领导对企业双元绿色创新（探索性绿色创新和利用性绿色创新）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中介上述影响过程;同时,企业规模是影响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作用发挥的边界条件,即在企业规模较大时,CEO绿色变革型领导通过前瞻型环境战略影响企业双元绿色创新（探索性绿色创新和利用性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     

家族认同与企业战略变革——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战略变革是企业维持自身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对于以基业长青为目标的家族企业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身份认同理论,探索了高管家族认同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并关注了制度效率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家族认同能够有效地促使家族企业实施战略变革,对于处在制度效率较高地区的家族企业,家族认同对战略变革的积极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族认同主要从意愿(风险承担和代际传承)与能力(合法性和融资约束)两方面推动战略变革的实施.拓展性分析发现,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学历差距较大、年龄差距较小、性别相同的情境下,家族认同对战略变革的积极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从家族认同的视角分析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决策动机、情境机制和影响路径,拓展了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相关研究.     

中国制造企业创新战略变革模式选择——基于战略三角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制造企业面临通过战略变革实现创新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囿于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现有研究难以指导管理者实现有效的战略变革。鉴于此,立足战略三角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基于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样本数据,检验政府效率、创新创业活跃度、过往绩效、控股股东性质、市场竞争度与战略变革幅度6项条件对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战略变革不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不同制度情境下企业应依据组织要素特征选择战略变革模式。4种组态能够引致高创新绩效：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国企宜实施回避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民企应实施妥洽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国企宜实施转向式战略变革;非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企业应进行复兴式战略变革。     

主动动机模型下时间领导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

基于主动动机模型，探讨中国情境下时间领导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通过对239份有效配对问卷的调查，研究发现：时间领导能够显著促进员工主动变革；积极情绪在时间领导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正念不仅正向调节时间领导与积极情绪的关系，而且正向调节时间领导通过积极情绪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间接效应，即员工正念水平越高，时间领导对积极情绪的正向影响越显著，且时间领导通过积极情绪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也越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打开时间领导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影响的“黑箱”，并为企业提供有效的管理启示。     

民营企业家特征、组织变革模式与效能的实证研究

企业的组织变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变革的效果往往取决于各种动力和阻力因素的博弈,由于中国民营企业管理模式相对较为传统,因此民营企业的组织变革有其自身的特点。该文通过对民营企业家的特征、组织变革模式与效能三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的人口背景特征对组织变革模式和效能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且企业家背景特征通过变革模式这一中间变量对变革效能产生间接影响,渐进式变革比激进式变革的效果更好。     

不同维度下高层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效果的实证研究

变革型领导理论自提出以来便很快跃升为领导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虽然目前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其研究层次大多基于个体和团队,从组织层面去探讨变革型领导行为之组织影响效应的成果仍然比较少。本文从CEO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出发,探讨其对组织的技术创新和最终绩效的影响机制,在提出相关研究假设的基础上,运用中国企业的样本对假设关系进行了验证,发现虽然变革型领导行为对探索式创新和组织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关系,但是其在提升探索式创新和组织绩效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领导角色并不相同。最后,讨论了本文的研究发现和相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