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股票市场

新制度经济这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运用，为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途径。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观察中国股票市场，可以看到中国股票在成长过程中呈现强外生性，强外生性下中国股市的筹资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是中国股市的种种制度缺陷的根源，而中国股市要矫正这些制度缺陷进行制度创新的关键是政府角色的成功转换。     

中国企业推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障碍分析

国企改革一直是经济学界探讨的重点问题,2004年"郎顾之争"引发全社会的大讨论之后更为引人注目.在众多的解决方案中,许多专家学者提出在企业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如经理股票期权激励.然而,由于股票来源受到法规限制,实际操作困难;股票市场有效性不强;股东目标不一致导致管理层目标不确定;中国企业家资源稀缺等因素,导致在中国推行经理股票期权制度还存在诸多障碍.     

转型期我国股票市场规制目标的选择

＂为国有企业筹资、推动国民经济增长＂这一政府股票市场规制的目标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监管当局应该将＂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作为股票市场规制的核心目标,以进一步推进中国股票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投资者利益是股票市场政府规制目标的核心。造成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缺失的制度性基础在于政府一身兼三职的制度安排,即政府既是国有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的实际或者变相的终极所有者,又是投资者利益的守护神,同时也是证券市场的规制与监管者。     

摇摆的天平--中国高新区内孵化器的制度特征、单位特性及其变革

在中国,除了人以外,单位也是有身份的,而且相当复杂,不是真正一流"中国通"的外国朋友很难理解.这种复杂的单位现象产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20年之后的今天,市场经济真正启动1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依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积重难返的计划经济体系依然在运行(计划经济并非一无是处,在相当广阔的社会领域,计划经济的作用必不可少且依然十分有效,中国发展高新区与在高新区内发展孵化器便是如此),许多体制、机制、行业的改革也只是进行到了中途,出现了很多过渡性的产物及相关体制、机制.许多充满活力的新生事物也不得不以过渡性的面貌出现.     

中国经济转轨的绩效分析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选择的是一种较为稳妥、谨慎的转轨方式——渐进式改革。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是 由我国客观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所决定的。这种独特的转轨方式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制度视角下的中国股市政策性波动

中国股市具有波幅大、频率高的特点.中国股市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为帮助国有企业解困而设立的,其产生、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政府.政府隐性担保契约偏好对股市的干预加刷了股市的政策性异常波动.通过制度创新,政府隐性担保契约从股市退出,让市场规律指导股票市场运行走势是稳定股市、防止股市大起大落的可能选择.     

波兰汇率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汇率制度是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汇率变动的基本方式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规定.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开放和加入WTO履行协议和承诺,对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的讨论持续升温.波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同样经历了汇率制度改革问题.本文通过对波兰汇率制度演进的剖析,分析了转型国家汇率制度改革的经验,以期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有所启示.     

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入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安排下,财政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财政与市场、财政与社会、财政与民众各个层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财税预算制度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国财政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期间,尽管经过了1994年税制与分税制的大规模改革,但离现代财政制度相距甚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而且也必须从深化财政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增强财政治理能力入手。     

省以下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规模——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省以下分权改革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与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省内财政体制的安排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利用中国的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 "双重援助依赖"的地方财政制度显著扩张了地方政府规模,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横财效应"机制和转移支付存在的严重"粘蝇纸效应".因此,想要约束政府规模的膨胀,一个有效的方式便是通过制度安排消除省内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格局,通过县级政府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运营效率.     

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性杂种"及其演化意义——以股权分置为例

改革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无法用标准经济学解释的现象,包括"过渡性杂种".股权分置就是典型之一.由于改革之初约束条件的限制,我国资本市场采取了股权分置的制度安排.这是一种合理的安排,虽然它内生着制度性的缺陷.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股权分置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实质上是一个不断产生"过渡性杂种"、又不断解决"过渡性杂种"的过程.在演化经济学意义上,这是一个不断产生新奇,又使新奇不断归于平常的过程.在对待"过渡性杂种"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悲观主义倾向,又要反对浪漫主义倾向.     

制度视觉下的中国股市政策性波动

中国股市具有波幅大、频率高的特点。中国股市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为帮助国有企业解困而设立的，其产生、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政府。政府隐性担保契约偏好对股市的干预加剧了股市的政策性异常波动。通过制度创新，政府隐性担保契约从股市退出，让市场规律指导股票市场运行走势是稳定股市、防止股市大起大落的可能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下一轮创新的突破口

中国股票市场的成长是一种政府推动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中国股市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后在规模上迅速扩大，但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矛盾，导致市场效率低下。当前的股票市场迫切期待新一轮的市场创新，促使市场效率的迅速提升。新一轮创新的主题是市场化，其突破口在于：一是按市场原则放松管制，合理确定各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二是改造现行市场结构和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三是建立与完善证券市场各项基本制度与配套支持系统；四是适时推出新的金融交易工具及交易模式，五是建立市场化的集中型国有股权管理体制；六是疏导证券市场的功能实现机制。     

中国，进入投资大时代

2007年，许多中国人谈论的投资话题集中到股票投资这一领域，连续高涨的股市和日益增多的开户股民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家庭接触到了股票市场，也使众多民众成为了众多股民中的一员。然而，股票市场的风云变幻也常让这些新人市的股民措手不及，如5月30日国家调高股票交易印花税后，股市一度大跌，     

内部劳动市场与我国公务员的隐性激励

同私人企业一样，公共部门也存在着一个内部劳动市场。公共部门内部劳动市场中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对广大公务员产生隐性激励作用。中国公共部门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公共部门官僚理性发育不足，导致公共部门内部劳动市场相对扭曲，进而造成其所蕴含的隐性激励机制的相对弱化和激励缺位。因此，大力修复与重构中国公共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是当前中国公务员激励制度创新的首要工作。     

浅析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而由政府主导的中国股票市场,其制度变迁无疑是强制性成分极高。本文从发行制度、流通制度以及对外开放制度三个方面简要的分析介绍了我国股票市场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历程。     

对中国股市非市场化问题的制度因素分析及思考

中国股票市场上的非市场化问题较为严重,其根源在于制度因素.本文从制度角度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有关的制度因素,并对中国股市目标模式的选择、非市场化问题的解决、制度创新的方式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国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是股票市场中一种让人困惑的现象,我国股市机构投资者也存在较严重的"羊群行为".与成熟的股票市场相比,我国股市的"羊群行为"有其独特的成因,并且给我国股市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劳动定额管理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一、劳动定额新特点: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根本性转变 现代企业制度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约束的制度有机组成的体系.对国有企业进行制度性改造,全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对劳动定额工作来说,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长期以来劳动定额工作之所以始终处于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地位,企业缺乏强化定额管理的内在动力和要求,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下政企合一的企业制度造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为劳动定额工作由"政府行为"变为"企业行为",实现根本性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股票市场的制度创新功能与中小企业板块的制度深化效应

至今为止,理论界对股票市场功能的考察,集中于股市的融资功能、信息传递功能,以及由上述功能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功能,而对股票市场的另一重要功能——制度创新功能却鲜有论及;也正因此,目前对中小企业板块的制度深化效应的研究也处于缺失状态。本文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揭示了股票市场的制度创新功能;并以此考察了中小企业板块的制度深化效应。     

预约定价安排:作用机制、应用和完善思路

全球化下各国跨国企业的关联企业间的转让定价常常产生各种税收争端。为了解决这一争端,许多国家的税务部门采用了预约定价安排这一制度,预约定价安排是各方对转让定价产生的税收争议的一种事前应对机制,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各方事前协议的形式实现,中国税务部门也逐步应用预约定价安排,但是在加强国际协作、商业秘密的保护、针对中小企业提出简易的专项条款、税务部门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